文化客厅
深圳晚报文化评论员刘莉
这一期锐读星期天，编辑部开设了一个文化客厅，请了四位文化和思想界的名人与读者交流，他们是文化大家余英时、学者余世存、画家傅益璇以及摄影家严明。这四位名家，出身迥异，经历不同，但他们都是寂寞的文化坚守者，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梦想，也对当代中国及中国人有着自己独特的洞察与思考。
请读者进客厅之前，先做个充满铜臭味儿的俗人，开出些价码来！
年“沃伦·巴菲特午餐”拍卖价落槌在.万美元（人民币万元）；
年12月，巨人网络创始人史玉柱的3小时时间，共拍出.万元；
年1月，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同样将自己的午餐时间拍出，价码为45万元人民币……
不厌其烦地把这些价码列下来，只想说明一件事：与名人面对面，是件价格不菲的事情。
可心中又有些沮丧。翻遍网络，看不到有人追捧与文化界、思想界名人“面对面”，没看到“莫言时间”、“白先勇时间”、“贾平凹时间”……
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鲍德里亚说过，在这样的时代里，“所有事物都暴露在信息和讯息残酷无情的光芒里”。中国人的吹捧与追逐喑合着当下的残酷现实——国人的每个毛孔都彰显着对金钱的渴望，都在算计着投资与回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莫非真如余世存先生所言，令人“三观尽毁，节操碎了一地”？
举世喧嚣，总要有一块安静的地方，探讨一下国人的理想、追求与信仰。文化客厅就是这样的地方，现在，请进！
余英时：究天人之际
日前，12卷本《余英时文集》（精装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余英时文集》继年后再次进行增补出版。《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由中华书局出版。两书的出版在书界又形成了余英时热。《余英时文集》由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沈志佳博士编选，系统、全面地收录了余英时迄今为止在各领域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文著作。余先生于84岁高龄撰文说，我的阅读和思考范围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专业，即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了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我有时也必须引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因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比较中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我的文集虽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一气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预设、中心观念和价值关怀，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机地联系起来。有心的读者试一披寻，当可自得之。本版刊登杨河源先生的文章，及《论天人之际》的书介绍，希望读者从中可“自得之”。（杨河源）
《国学与中国人文》收集了余英时先生西元两千年后的十多篇文稿，可以视为余先生在话题指涉领域的定论之作。虽然话题纷纭，形式不一，仍然可以归为余先生的夫子自道：“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年生于天津。年至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年至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余英时文集》余英时著沈志佳编广西师大出版社年6月出版
挑战-回应，这一几乎所有文化转型都可以用得上的基本模式，对于历史悠久而唯一未曾彻底断裂的中华文化而言，近代一百多年以来，可谓跌宕起伏、血泪斑斑。从乾隆朝的礼仪之争到道光朝的华夷之辨，从咸丰朝的“以夷制夷”到光绪朝的“中体西用”，从晚清民初的全盘西化到“走俄国人的路”，似乎都彼路不通，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大热。这看似凭空出世的热潮，背后有长期价值真空的饥渴铺垫。对于国学，无论是“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教研专业，还是虽居异国但不放弃中国文化认同的“理解的同情”，余先生大概都会乐观其成的。
但余先生在梳理了“国学”走过的百年道路之后，不免担心：“以国学而言，由于老辈凋谢，继起的人很少，已无法维持‘国故’第二期（至年）的研究水平了。过去属于知识层面的东西，现在或不免已解人难索了。”诚哉斯言！这些年，媒体上有论坛、大学里有系科、企业有培训班，而只要还有点规模的城市，各种自发的“读经班”更是数不胜数，从学术文化界走向社会、不断扩充地盘的“国学热”，风头一时无两。但成色究竟如何？还真让人不敢乐观，且不提读经的头号“经典”《弟子规》不过当年的童蒙读物，即使“庙堂之高”的百家讲坛，于丹教授将《论语》勾兑成“快乐”的心灵鸡汤，与“道不行”、陈蔡绝粮、“惶惶不可终日”的忧患孔子，相去何止道里计！
国学也好，士人传统也好，士才商魂也好，儒家价值观也好，在高的层面，都会遭遇太史公的愿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集中，余先生用力最多、篇幅最大也最能启人慧思的，应该就是他论述中国哲学“轴心突破”的《天人之际》了。
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一种具有自己明显特征的原生传统”，之所以天人合一而非其他几个高级文明的“人”、“天”两分，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外向超越”而走上以“心”证“道”“内向超越”的心学传统，之所以有突破地面向而保留着连续的痕迹，其实在纪元之前的轴心时代就已经决定了的：中国的“‘轴心突破’或可理解为与‘巫’传统的破裂。有孟子、庄子的例子，我们可进一步看出，心对于‘气’的操纵与运用取代了以前巫与鬼神沟通的法力。于是，透过陶养心中敏感的气，所有的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巫师。”
天-气-道-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上的这几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核心概念，经过余先生精彩的梳理，清晰起来。中文的“天”（道）究竟意指自然还是统摄自然的神，这一学者们普遍的疑问，余先生给出了答案：“‘心’是现实世界（人伦日用）与超越世界（道）的唯一交合之点。”“道”作为“存有与价值之源”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吗？余先生留下的这块空白，刘明武先生的研究，也许能激发更多的话题。
经典中道的表述很多。“一阴一阳谓之道”，《周易系辞》中的这个说法，可能最为精准。“得道”者如何呢？“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按照刘先生的说法，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佛教的空的“道”，一个字表述是道，两个字是阴阳，三个字是造物主，四个字是自然法则。这“恍兮惚兮”缥缈难明的“道”，体现在无所不在的“阴阳”上。阴阳在苗族古历界定为可以重复可以测量可以实证的两点上：“冬至阳旦，夏至阴旦”。彝族天文历法的“阴阳”同样以太阳的运动为旨归，冬至大年，是年首、岁首、节首（二十四节）、气首（冬至一阳生，阳气之首）。“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内经素问》这句基本为中国哲学研究者忽略的中医经典的话，或者能为“道不远人”的“天人合一”研究开辟新路呢。
从“轴心突破”开始的历程
《论天人之际》是探讨中国思想起源问题的一部专题研究著作。余英时先生借用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突破”概念，在与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通过比较文化史的路径，以凸显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轴心突破”指世界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大跃动，最后导致系统性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正式发端。余英时先生将“轴心突破”说用在先秦诸子的起源问题上，试将中国轴心突破的展开历程，置放于比较文化史的脉络之中，加以系统的叙述。
《论天人之际》的一大纲领在于断定三代的礼乐传统（也可简称“礼”）为中国轴心突破提供了直接的历史文化背景。先秦思想家如儒、墨、道三家的创始人都自礼乐传统中来，而对当时“礼坏乐崩”的状态则同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因此他们不但各自提出如何更新这一传统的构想，并且以此为始点而发展出互不相同的系统学说。这是中国轴心突破的展现，也是中国哲学性思维的全面而有系统的发展。
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经历了轴心突破的古文明最后出现一个超越的精神领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诸子的系统性思维取代了巫的地位，成为精神领域中的主流，这是中国轴心突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然而这一取代的历史过程是十分复杂和曲折的，《论天人之际》的系统阐述让这一脉络清晰生动。
……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议，我采取了下面的假定：我承认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可以相通。但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目前讨论得很热烈的古代“轴心文明”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史例。在这一假定之下，我的历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
——余英时
深晚记者专访著名学者余世存
思想者要有“退场”式的自由
在这次采访之前，我没有见过余世存先生。本以为与思想者的对话，是一次很“硬”的采访经历，没想到，现实中的余世存先生温和得多，包容得多，当然这种温和是以坚定为底子的。
余世存说，生活中的他只是一个寻常的读书人，时间被小日子、读书、交游、网络生活分割填满了。然而，文字里的余世存，却常常让人感到他的“不忍”、“不爽”，乃至于“异端”，这种力量通过他厚厚的著作呈现，如《非常道》、《大民小国》、《家世》等。
余世存年生，湖北随州人。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居北京。
《人间世》余世存著九州出版社年6月出版
他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他的文笔和情思，还有他的立场，都显示出一种坚定和成熟的气质。
近日，余世存先生的又一部思考力作《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借由新书出版，我与余世存先生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人间世既重在世道也重在人心
深圳晚报：老师的新书叫《人间世》，这个书名很有意思。庄子有《内篇·人间世》，讨论处世之道；《人间世》也是林语堂年4月初创办并主编的半月刊名字，他力求把《人间世》办成“不谈政治”也不“吟弄花草”，但与社会人生有关的小品文刊物。老师为何会选用《人间世》这个书名？本书中，您“谈什么”，又“不谈什么”？
余世存：你说得对，人间世不是一个新词。我用人间世，是受张远山先生的影响，他是研究庄子的大家，他认为人间世的间字是一个动词，个人对出世入世的态度，个人在世间是否能够出入自如。人间世既重在世道，也重在人心，重在人对世道人心的命名、审判和救赎。
这本书主要是谈我个人的所思所见所想，是我对家国天下的观察。我想尤其要说的，是我写作隐隐地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青年朋友、是我那些仍具有理想的同龄人，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得到印证和安慰。
当然，我不谈的也有，一是时事，自我回北京后，我觉得跟时事距离太大，难以观察，也没有兴趣观察了，故写作基本不涉及时事。二是我的最新研究心得，这几年我对东西方文明、对范式转型多有思考，但这种思想性文字在华人世界的实质和虚拟空间，几乎都难以发布，故写作基本不谈深层面的东西。当然，即使这样，很多人都抱怨我的文字还是深了一些。
深圳晚报：《人间世》的副标题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可否用简要的语言概括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
余世存：如果一定要用简要的语言概括，我愿意借用年轻人的话来表示：三观尽毁，节操碎了一地。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国人常讲贞节、贞操，年轻人的观察最为直觉精准，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贞定的时代，只有贞定，我们才能指自己或一个社会贞下起元，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但我们个人、周围的朋友、阶层、社会精英和大众，能够贞定的不多。因此，我们个人被耽误了，被消耗了，时代社会的元气淋漓的春天也迟迟未来。
深圳晚报：在《非常道》中，您披露了近现代中国大变局下的种种探索及其成败、反复和困惑；《大民小国》，您回溯了大变局时代中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抗争；《家世》，您追寻了几代人逝去的精神传承……而《人间世》直接描述了“我们的时代”，它与您之前的作品，是否构成某种呼应？
余世存：我的作品，跟其他作者的作品相比，可能有些跳跃，但确实有呼应。我个人认为，我的作品既是为理想主义者、青年朋友而写的，也是为社会的中间层、为小康或中产阶层及其家庭而写的。它的基调是立足于常识，捍卫人的尊严、历史的正义、生活的健康。我希望我的作品既为父亲母亲所读，也为孩子所读。30年来，我们几代中国人都希望扩大社会的公共空间，扩大社会的中间层，但真正为这个中间层写作的、为其背书的产品不多，我希望自己的写作算是。
深圳晚报：有人把您的《人间世》中提及的人物做了统计，有五百人之多。拉了如此之长的人物名单，其意在何？
余世存：我们说精神状况，它肯定要附着于人、落实于人。你可以说这是我一个人的精神地图，是触动过我的人物；也可以用鲁迅的话，这些人物已经跟他们本身无关，他们在我的书中扮演的只是一个个精神舞台上的角色，是一些符号。
我选择人物，除了少数朋友外，大多是我视野里的精神个体。我希望大家明白，即使我们对世道不太满意，但仍有这么多人在思考、在表达，而且被一个叫余世存的人记录下来了。还有一大遗憾，有人也提出来了，是当代人物中反面人物提到太少，其实，书中提得不少，只是因为“你懂的”原因，我不能把他们的真名写出来。
公知的变味被妖魔化令人痛惜
深圳晚报：《人间世》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问题，如“官商”、“权利”、“全球化”、“异乡人”等等问题。您找到这些问题的解药了吗？
余世存：龚自珍有诗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这些问题的解药其实在那里，关键看我们是否去找去服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答案就在于人的觉醒。我们很多人以为自己是醒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生仍如梦如幻，如戏如剧……
深圳晚报：您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在“公知”这个名词有点变味的今天，您如何看待“公知”？
余世存：公知的变味，被妖魔化、诬名化确实令人痛惜，但公知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关怀，社会转型也有民族民生民权之说。公知维护的是民权，但由于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忽略或轻视，使得这场拉锯战以公知的退场而告一段落。同样遗憾的是，公知在这十多年的社会介入中，并没有提供多少可观的知识乃至精神思想层面的产品。
深圳晚报：您曾说过：“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现在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余世存：随着代际的更替，我这一代知识人虽然是各个领域的中坚，甚至进入主导层面，但在知识、思想的原创力上基本退场了。
当下思想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我了解得有限。大体说来，青年朋友仍是最为敏锐的，我们当下最有活力的观念多拜他们所赐，比如很多名词创造，包括“普大喜奔”、“人艰不拆”、“不明觉厉”一类的观象系辞，是他们对我们社会的现象作出了最准确的系辞、命名和审判，他们的不足在于对上几代人的努力缺乏继承。这是我们中国知识的一大问题。每一代知识人都立足于经典知识、流行的外来知识，很少有人把前人的知识努力吸纳进来丰富自己。
真正的思想者要保持精神的独立
深圳晚报：您之前的著作，很多内容和人物涉及民国。我们这个时代，与民国那个时代的人，精神空间是否已经存在某种隔阂？
余世存：民国热的原因有很多，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跟现实社会作为参照。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民国人，确实已经是两类人。我说过，民国人基本上都是文化层面的“富家子”，他们耳濡目染传统文化，又对西方文化没有隔绝，他们出入自如。我们则多是革命世纪的怪胎，需要吐出“狼奶”，需要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多层面重新发现作为人的存在。
深圳晚报：您认为，成为一个思想者的契机是什么？是天性使之，还是后天使然？您如今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离开了体制的边界，也曾形容自己如“丧家之狗”。真正的思想者，是否必须有这“退场”式的自由？
余世存：我也不知道思想者是天性使之还是后天使然。我们见过一些学院里有几十年研究条件的学者，但他们不是思想者。我也见过一些民间的写作者，他们终老一生仍以思想的探险为乐，尽管他们只是乡村教师，但他们收获的思想碎片仍有力量，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这样说，思想者是天命了。但显然这些人失踪了。所以先天和后天都很重要。
真正的思想者，确实要保持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我们的很多知识人和写作者为时代、权势诱惑了，用费孝通先生的话，他们看重“时势权力”，对人类精神的关键性问题，比如正义、自由、博爱、光明温暖，等等，既活不出样子，又思考不出样子。很多发言、表态、谈话是不必要的，很多“在场”是不由自主的，也是不义的。一些人要么无条件地媚时媚俗，要么说说怪话，愤世嫉俗，戾气冲天。这都是对自己不负责，对他人不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代的思想者确实要有“退场”式的自由。（记者李福莹）
摄影师严明
用照片展现当下中国社会最真实的荒诞与浪漫
上周，严明携带新书《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一书来深圳西西弗书店讲座。这是他的第一部影像随笔集，也是中国内地首部摄影师创作手札。
我本以为，严明以前曾当过老师、玩过10乐队，又在报社当过记者，这样的经历会让他很“自来熟”。但见面后，才发现他像他的照片一样沉静。他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是文化为经济发展让路，陷入让人欲哭无泪的窘境，而自己用黑白照片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表达这种荒诞的现实。
严明中国著名摄影师。70后，安徽定远人。大学学的是中文，曾做过10年摇滚乐手、记者。年辞职，成为自由摄影师，现居广州。摄影作品有《我的码头》、《大国志》等。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严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7月出版
很多历史文化
呈现出让人欲哭无泪的窘境
深圳晚报：您的照片取材自生活，但朦胧的取景又超出了生活，好像您很喜欢这种灰色调的沉静感。
严明：我去三峡后，当地的环境跟我在南方平原生活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比较感兴趣。加上前辈教我黑白摄影不适合在光线太强的地方拍，因为那样照片会比较硬。在重庆，当地的气候环境让照片有一种雾气柔和的感觉，后来这种风格就被我保留下来。
深圳晚报：很多摄影师都是出画册，您第一次出书却是出文字随笔集，为什么？
严明：出文字随笔集是编辑的思路。其实我接到编辑的电话时很忐忑。我拍照时连图片说明也不愿意多写。我觉得如果一张好照片还需要文字说明的话，表示照片也挺无力的。但后来还是答应下来。
深圳晚报：期间您的写作过程是怎样？
严明：刚开始写得很痛苦，进入写作状态后，每天写作超过10小时，四五天才下一次楼。就这样一篇篇写下来，写了三四个月，要了命地写完了。反正我一辈子没写过这么多字。
写的时候，我也没讲究结构，是写完后发现，有的文章是跟图片有关的故事，有的是我多年的创作感悟，思辨的小文论，专业性更强。一共有32篇，分为四部分，抉择、思量、因果、恩典，但其实每一部分的界限并不明显。
深圳晚报：书名《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怎么理解？
严明：这跟我拍摄 拍摄者对人、社会的关切
才至关重要
深圳晚报：您之前在报社做摄影记者，后来辞职成为独立摄影师，这两种状态下的拍照有什么不同？
严明：当记者时，拍照都是新闻风格，照片中要有新闻要素，将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跟艺术和自己都不太相关。应该说，我在那时的照片没有风格，找不到自己，这也是我辞职的原因。
深圳晚报：您以前玩乐队、当记者的经历对您拍照有影响吗？
严明：对拍照本身没有影响，但那些经历和童年记忆对性格形成的影响很大。比如我在书里写的，我是从县城出来的，再去到别的县城，会有莫名的亲切感。这些对拍照技术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对人、社会的关切之情才是至关重要的。
深圳晚报：为什么您一直钟情黑白照片？
严明：我也不一定要永远拍摄黑白照片。只是目前的系列照片还没几年，如果有不同色调、画幅掺杂在一起，感觉不太好。技术上讲有一个重要原因，黑白照片代表着几十年前的技术，后来有了彩色照片，彩色照片对世界、社会的呈现会更“实”。而黑白照片把颜色去掉，本身就有了一种梦幻、超现实的感觉。
深圳晚报：您一直被称为“诗人摄影师”，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称呼？
严明：其实我不会写诗。可能我以前玩过音乐，写图片说明和文字都会选择类似歌词精炼的语句，不会写玩味的大东西，脑子里留下的大都是只言片语，所以被贴上了这个标签吧。（记者：崔华林）
画家傅益璇
并未刻意呈现一个特定形象的傅抱石
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将《傅家记事》看完。这本书是画家傅抱石的二女儿，傅益璇写的有关父亲、母亲和家庭的私人记忆。最近由三联出版。
傅抱石是一代国画大师，以人民大会堂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闻名于世。在书中，傅益璇用她聊家常的笔触，让人看到了一个为人父的傅抱石样子，包括他生活中爱吃的菜，他对妻子的爱，甚至作者也没有回避父亲爱喝酒给她带来的不好感觉。当然，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傅家经历过战争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苦难。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家族在呈现一个时代的缩影。
傅益璇画家，主攻西洋画，为著名画家傅抱石二女儿。
《傅家记事》傅益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7月出版
而对我个人阅读而言，这本书最难得之处大概就在于，真实和真诚了。
父母亲当年很多不以为意的事，长大后才渐渐体会到其中深意
深圳晚报：您写这本书时，在呈现父亲形象时的心态和写作方式是怎样？
傅益璇：我的写作并没有方法，事实上我之前没有写过书，这是我第一次写书。就是很自然地把心里记得的事情写下来，形成文字。因为时间久远的关系，写作时就像是远距离的长镜头，将记忆中的浮光掠影呈现出来。但这样也好，有细节但不琐碎。当然，这样写可能并不算完整，如果编辑给多我一些时间，也许我能想起来更多也说不定。
我并没有去刻意想要呈现一个特定形象的傅抱石。老实说，不管他是不是我的父亲，我都没有资格去设计他的形象。他的形象就是他的形象，我的解读就是我的解读，如果你在阅读过程中觉得有不合理的地方，那也是真的。人是很复杂的，我不想去贴标签。
深圳晚报：您笔下的父亲，让人看到了一个为人父的傅抱石样子，甚至您没有回避父亲爱喝酒带来的不好，这点很难得。请问您对父亲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傅益璇：随着年龄增长，我个人也在变得成熟。对事情的看法在不同年龄段也会不一样。但真实的东西是彻头彻尾的，我想在书中写出这种真实。
还有，父亲以前吃饭时跟我们讲他对政党的态度，我当年才十几岁，会在心里想，这红烧肉是妈妈做的，跟政党有何关系。这都是我当年的真实想法。我也写在书中了。不过我也增加了一些现在回想起来的想法，很多充满感激的文字。因为长大后，我对父母亲当年很多不以为意的事情，才渐渐体会到其中深意，对父亲的行为也更理解。但是，20年后，也许我可能又会有另一种理解。
我也曾受过父亲光环带来的苦恼
深圳晚报：您在书中提到您父亲认为画画大多是天分注定，并没有要求子承父业，但您兄妹六人，甚至下一代都对画画有兴趣和建树，这是受家庭影响吗？
傅益璇：我一直认为，在这方面，说有遗传其实都是骗人的。更应该是，从小看到大，很容易入行。因为父亲从早到晚都是干这个，大哥傅小石对画画是很喜欢。加上从小家庭熏陶的氛围，他跟在父亲身后拿笔拿墨，对画画接触得很早，同时画画又跟他精神上的某种特质得到契合。二哥是因为当年考学时，画画是强项，所以后来读了美术学校走上画画道路。两个妹妹是在去了日本以后，到了父亲的母校，才开始学画画的。
我学画画的经历，在书中提到，是患了手疾，不得不放弃原先学的音乐，在家闲着开始画画，后来渐渐走上画画道路。不过我画的是西洋印象派，跟父亲的中国画不一样，我比较喜欢色彩。
所以这种影响，其实更多是时事、环境、家庭氛围、个人机遇，以及时代等很多不同原因造成的。
深圳晚报：从画画的角度来讲，父亲的作品是否对您有影响呢？
傅益璇：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更多是从精神上讲，对艺术的领悟能力深受父亲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表现在无形当中。也许跟我小时候在家看画册，听父亲讲画画也有关系。
我不会去强调父亲的影响，我是把自己当做另一个人，自己去努力。包括我现在对女儿的教育也是如此，她也画画，我教她不要受我和我父亲的影响，将自己当成一张白纸去努力。
深圳晚报：那是否也曾有过父亲光环的苦恼？
傅益璇：光环的苦恼是肯定的。我小时候并不知道父亲在外人心中印象如何，学了画画之后，才感受到父亲的这种光环。事实上还是会受影响。比如别人如果知道你是大师的后代，就会带有一种期待或既定印象去看你。这在无形中给我一种尴尬的压力，我想避免，但没办法避免，这是普遍问题。
深圳晚报：您在书中强调，父亲对您从小是采取放养的方式。
傅益璇：父亲对我们姊妹几个，都采取放养的方式，好像我们吃饱喝足不捣乱他画画就好。他也从没跟我们讨论过未来要干什么，更没有跟我们说过要我们画画。但父亲对两个哥哥们会严格一些，不苟言笑，大概是对哥哥们的期望比较高。（记者崔华林）
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最好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