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他捧红罗大佑,撰写侯孝贤经

詹宏志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编书卖书的出版人，即使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詹宏志拥有过多种不同的名片。他早年在报社做编辑，负责代表《联合报》向古龙催稿；之后又去了滚石唱片，经手的艺人是罗大佑；接下来他又做过电影的监制，作品包括“台湾新浪潮电影”时期的代表作——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以及杨德昌的《牯岭街杀人事件》；现在，詹宏志的身份则是PChome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这是一家出版集团，但同时又是台湾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虽然做了那么多不同的工作，但是詹宏志说他只不过是把自己做出版的经验搬到了其他行业里。今年的上海书展上，詹宏志也出现了。他这一次来是为了宣传他的新书《旅行与读书》。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讲述詹宏志旅行读书的随笔集，记录了他在意大利、印度、印尼、日本、土耳其等地的旅行见闻。詹宏志把自己写作这本书的感觉形容为一个喋喋不休的返乡浪子：“体能已衰却谈兴颇高，他兴致勃勃对着那位未满二十的年轻自己叙述窥探他种人生的各色经历，至于那位年轻人是否有兴趣倾听，却也不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詹宏志的“他种人生经历”远比这本旅行笔记中记录的更复杂。公知、作家梁文道说的“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句夸张的话。年，詹宏志从纽约回到台湾，赋闲在家。在他前往台湾之前，詹宏志就已经在《时报周刊》担任了总编辑一职。那一年是滚石唱片在台湾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詹宏志的一个学长就找到他，邀请他成为滚石唱片企划部的总经理。在滚石唱片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詹宏志最得意的宣传案例就是罗大佑。当时的台湾唱片业最主要的营销方式就是在电台打歌，参加电视节目的录制增加曝光。詹宏志完全不懂这一套的运作，不过他负责的艺人也没法这么做，因为罗大佑的歌词在当时受到审查的影响，不能参加电视节目，也不能在电台上播放。传统的方式行不通，詹宏志就把做书的营销方式搬到了罗大佑的身上，开记者会、接受专访、发布了大量的文字资料。罗大佑也因此得到了曝光，成为日后的台湾音乐教父。进入电影业的契机也差不多。侯孝贤、杨德昌这样的台湾导演没钱拍电影，詹宏志就想到利用出版业的经验帮助他们找到投资。正如书籍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海外版权收入，詹宏志就决定在国外碰碰电影的运气。当时，詹宏志没有一个镜头，也没有任何一张剧照。他给日本一家连续两年主办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杂志集团写信：“你愿意出当时四百万日元来取得《悲情城市》在日本的映演权？”对方深感兴趣，觉得侯孝贤的电影可以作为他们开启电影事业的起点，就回信说愿意。虽然这种做法在今天的电影行业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当时的台湾电影行业还是依赖于电影票房本身。为此，詹宏志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侯孝贤经济学》：“侯孝贤的电影根本不需要卖座，他的作品在欧美诸多国家的影院和图书馆都有需求，（如果经营成功）这些授权、收藏和放映收入整体来看绝非小数目；投资侯孝贤甚至比投资成龙还安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我们和詹宏志聊了聊如何把传统出版业的经验用于其他行当，以及，华语世界的第一份网络报纸计划《明日报》为什么飞快地宣告破产。Q：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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