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忠明
摘要
面对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国家总体性危机，“政党-国家”方式成为中国克服低组织化状态的最佳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断探索中国政党政治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以自身为领导核心的吸收和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并进行提升的现代国家机制。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发现中国政党政治百年进程具有特定的演变机理和历史规律。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试验失败，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和探索有效政党政治及据此建设现代国家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现实空间。此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主导和领导中国政党政治，先后探索出党内合作型、党际互动型和多党合作型三种政党政治运行模式。党内合作型模式标志中国政党政治的转型，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迅速成长为中国政党政治的主角。这是后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推动党际互动和多党合作的历史起点。党际互动型模式标志中国政党政治的演变，中国共产党日益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主导力量。多党合作型模式标志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核心力量。中国政党政治百年演进的制度成果是确立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从“多党合作型模式”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升级，意味着中国政党政治形态得到质的飞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核心力量与关键变量组织在一起，形成“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具有主体优势、结构优势、平衡优势、能力优势和实践优势，并在国家建设中转变为治理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通过展示自身文明价值而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政党政治；党建国家；多党竞争；党内合作；党际互动；多党合作；新型政党制度
作者简介
许忠明，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特聘咨询专家。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政党政治演进的动力系统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形态。清末民初，政党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事物备受瞩目，但多党竞争型模式却如昙花一现，旋即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化解当时国家总体性危机的背景下诞生。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政党政治翻开崭新一页。毛泽东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词揭示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着手动员和组织民众，不断把中国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独特的“政党-人民”逻辑。中国共产党植根人民之中，不断探索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道路，其“政党-国家”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建构逻辑清晰呈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核心力量。
国内有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主要从整体讨论和聚焦新型政党制度两个方面展开。王韶兴教授概括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百年实践，对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概念、内涵、属性进行了界定，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挖掘，提出“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代化”的观点［2］。陈明明教授提出“政党-国家”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政党政治克服“低组织化”的陷阱、提供强大组织力和动员力的突出优点［3］。中国政党政治百年演进的制度成果是确立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周淑真教授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具有学术开拓性的理论构建”，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制度因应“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政治道路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内容［4］。目前，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特征及形成历程讨论较多。臧秀玲教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合作”“协商”属性进行挖掘，揭示出新型政党制度嵌入国家治理的内在机理［5］。齐卫平教授聚焦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效能，分析新型政党制度对国家治理的多方面功能［6］。这些研究成果为更加广义和更加系统地分析和归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然而，从大历史观上看，目前相关研究尚不够系统，缺乏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和全球风云中观察中国政党政治的百年演变机理和历史规律，缺乏使用变量思维对中国政党识变、应变和求变能力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角度，对中国政党政治的百年演进进行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自觉性相统一的总体性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总体性危机的背景下，经历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试验的失败，各政治力量进行反复试错比较，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完成新型政党制度这项伟大政治创造。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党”“纲领党”和“建国党”，在百年历程中先后参与、主导和领导中国政党政治，先后探索出党内合作型、党际互动型和多党合作型三种政党政治运行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大事变”力量，成为中国政党政治核心力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成为“关键变量”。它们一起顺应历史规律，不断增强合作属性，主动携手并进于现代国家建设之中。当代中国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并日益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建党百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推动中国政党政治的百年演进，归纳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展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多党竞争型模式的失败：
中国政党政治的出场
中国出现政党是晚清社会被动卷入全球化的结果。中国政党产生于西方强势新生工业文明“野蛮入侵”和“残酷解构”东方中国传统衰弱农耕文明的过程之中［7］。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之下，晚清皇权政治陷入生存危机，面临国家失败、社会崩溃的颠覆性风险。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或试图通过模仿、引入新的政治运行方式来改变这种局面。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试验遭遇失败，中国进一步陷入总体性危机。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出场提供了历史依据，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有效政党政治及据此建设现代国家提供了现实空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表现出识变、应变和求变的卓越能力，着手回答“化解社会危机、创建现代国家、振兴中华民族”三大历史难题，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成为百年大党和世界强党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清末，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受到维新派的极力宣扬。年5月，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国外的维新派人士利用《清议报》，在中国思想界播下政党火种。维新派的政党思想与革命党思想截然不同。维新派人士认为，政党机制具有化私为公的神奇功效。“然甲党怀私则乙党攻之，乙党怀私则甲党又攻之；则党与党之间，均无所容其私。君主有失，则党与党共攻之；大臣有失，则党与党又攻之。则自有党而君主与大臣均无所容其私，且也君主与大臣有失，某党阿谀之，则某党又攻之；某党有失，君主或大臣有失，某党阿谀之，则某党又攻之；某党有失，君主与大臣或纵容之，则某党又攻之，则互相监察，互相箴规。即率君臣上下全国之人而无所容其私。是非天下之至公者乎？”［8］
然而，“党争兴国”的美梦很快被“党争亡国”的现实粉碎。当时的国人显然过度神化了多党制的作用。多党制完全可以使政党陷入恶斗，自相残杀；让政府进退两难，失去作为；致社会撕裂，无所适从。民国初期的议会很快成为千人所指。著名记者黄远庸对当时的政党政治乱象进行过深入观察，不时发出“不党之言”“政党安在”“警告国民党”“警告进步党”“正告袁总统”“铸党论”等声音。“劝袁世凯勿专从操纵政党上着想，国民党勿专从对待袁氏个人着想，进步党亦勿专从对待国民党上着想。大众齐心一意，专从中华民国之前途着想。”［9］民国初期的政党完全不可能专从国家前途着想，这些政党互相仇视、互相诋毁，很快成为大众眼中的“蟊贼”。黄远庸批评道：这些政党“攘往熙来于通衢大道之中，指天画地于密室之内”，成为“闻闻党”和“指指党”；“千奇百怪之人相率为党”，“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中国”［10］。社会各界对“党争亡国”的认识不断强化。
民国初期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意识形态是政治制度的灵魂，是所有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在儒家文化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长远看，科举制度因为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而必然被淘汰。从短期看，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封建意识形态的无形溃散。意识形态是封建官僚制度得以顺利运转的灵魂，一旦这一灵魂被抽走，整个封建官僚制度的垮台立刻到来。这一后果是当时封建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受到西方强势文化激烈冲击的民初意识形态陷入空心化和混乱之中。旧有的意识形态落伍了，现代的意识形态却没有长成。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出现的历史背景，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民国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的勃兴发生于清王朝垮台之际，这实际上是新生的精英人物与旧政府的没落官僚竞争政权。腐朽的清王朝自然无法洞悉时代发展的秘密，跟不上形势发展，在政治合力下被逐出权力舞台。但新生的精英人物面对迅速变化的时代，却找不到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行动指南，根本无法协调行动以应对现实。当时的舆论指责少数精英把政党作为个人谋求晋升的工具，指责他们权钱交易，不明白“党”字的真正含义，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传统意识形态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民国初期政党政治就在这种迷宫中徘徊。
民国初期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的组织供给能力不能满足现代化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信奉“君子不党”，社会自身组织能力极为薄弱。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与基层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治理关系，一边是“皇权不下县”的中央权力边界，一边是宗族制度与乡绅社会的基层治理。基层治理靠的是血缘宗族关系和科举取士影响下的封建伦理。这是一种地域性的熟人治理方式，对开放社会和普遍联系具有天然的绝缘性。清政府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制度，乡村治理开始陷入溃疡状态。“土豪劣绅”成为地方治理中的一个突出政治符号。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本身就极为孱弱，受到这些打击之后更为虚弱。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弱组织状态”，那么清末民初之际，这种“弱组织状态”也难以为继。若以现代化要求对视，当时的中国社会显然进入“低组织状态”甚或“无组织状态”。清末新政与科举废除使原有农耕社会的宗族制度和乡绅社会这种基层组织化手段迅速瓦解，而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强组织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这种比过去传统社会更加涣散的“低组织状态”或者“无组织状态”，成为中国现代化前行无法跨越的障碍。因为中国一旦进入世界必然受到现代化的牵引而无法退回原点，而现代化必然以组织为依托，组织起来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政党作为一种现代化组织方式，呈现于中国现代化场景中并非偶然。它能够摆脱地缘和血缘的封闭性，在更大区域发展联系。吊诡的是，政党在产生新联系的时候，多党竞争型模式中的竞争本身却极容易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范，从而破坏更大范围内的合作和联系。从本体角度看，民国初期的政党本身就极为软弱，加入竞争场后必然很快陷入困境。从外部环境看，民国初期的多党竞争多是一种无序化的“软组织”竞争，它与国家统一之间存在着尖锐冲突。“多党体制和无党体制都不能改变中国的低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的现状，都不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使命。”［3］以一个统一的强大政党克服内部的无序化竞争，构建“政党-国家”这一新型政治模式，就成为中国克服低组织化状态或无组织状态并走向现代化的最佳选择。这是后发现代化地区出现“政党-国家”的重要原因。一个统一的政党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与政党的双重供给更能为现代化提供充足的组织化资源。
民国初期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悬浮在民众基础之上。中国从西方引进的政党从本质上说是“作为部分的政党”，这种政党建立的基础是启蒙之后具有权利意识的公民。辛亥革命后涌入政治场之中的政党并没有西方语境下的公民作为基础。维新派和改良派都曾经企图从“新民”入手解决中国社会的基础建构，但没有成功。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治民”和“富民”“教民”是长期占据主流的政治观念。“作为部分的政党”如何改变自身以应对时代变化和适应中国国情是当时的突出难题。只有面向现代化、立足现实，协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矛盾，建构起雄厚的民众基础，政党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据此逻辑，“作为部分的政党”悄然转型为“作为整体的政党”，“以党为用”的西方模式悄然转型为“以党为师”的中国路径，这里面隐含着历史的必然性。“作为整体的政党”“以党为师”显然比前者更具有推动国家建构和走向现代化的能力。中国政党应承担“保育”和“教导”民众的责任，通过政党的引领和建构作用，把当时处于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形成现代化急需的组织力量。但是，民国初期多党竞争型模式的政党政治显然无力做到这些。当时的人们更无法意识到一个社会现实：辛亥革命是世界大革命浪潮进入中国之后的投射，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工业化革命时代后，必然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深刻变革。这一时期，中国数量庞大的新生知识阶层不断成长，他们怀揣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纷纷涌入政治场中。而当时的政治体制处于新旧交替之中，根本不能吸收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根本无力解决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于是呈现出军阀、学客、商客等各色人等交相叠加、互相冲突的种种乱象。在这种情况下，“动员民众”就成为一种极具时代化的政治解决方案。“动员民众”突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西化意识形态，本质是政治社会化的外在表现，根本是重新塑造现代化的民众主体，表现是形成现代化的“中国人民”。这既为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提供了方案，又为解决中国外部矛盾提供了力量。恰如毛泽东所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如果不要民众，“什么都无从谈起”，“必然是漆黑一团”［11］。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只能在多党制框架内挣扎，无力对大历史和大变局作出识变和应变，更不能跳出这一框架进行主动创造。民国初期，社会各界对政党先是报以厚望，继之嗤之以鼻。很多人把政党的蜕化归因于党员个人节操和道德的败坏，有的把政党的失败归结为军阀破坏。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这一时期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它无能力改变中国社会的基础，既不能塑造多党竞争型模式的公民基础，也不能形成、凝聚和创造适合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人民”。
民国初期的多党制试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民国初期多党制的政治洪流冲决了封建皇权专制的堤坝。政党政治取代皇权政治和军阀政治成为中国政治的主体。多党制试验也是中国政治大转型的标志。多党竞争的政治组织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悲情试验催生了新式政党。多党竞争型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也必然呼唤新的政党组织模式出现。此时，中国社会争论的问题不再是政党存废问题，而是政党的数量、组织模式和制度模式问题［12］。从社会上看，多党制试验为新生代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渠道。清朝末年，新式学堂的兴起、留学道路的开辟，使得中国出现了大量新型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政治参与热情。多党制试验促进了知识分子走向社会进行政治动员。从文化上看，多党制试验提供了新的舆论空间，刺激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多党制首先作为一种理论和模式受到当时文化界的重视和宣传。清末民初，一大批新式报纸，例如《申报》《民立报》《时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公共空间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新型社会阶层迅速形成，并很快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先兆和基础。政治上的多党制试验失败以后，新文化运动随之兴起，一种从文化上反思中国政治不足的努力迅速高涨起来。这一时期多党制试验失败的历史教训，影响着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选择。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核心力量进入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场域并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对此后百年中国政党政治的演进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
三、党内合作型模式的探索：
中国政党政治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迅速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主角。民国初期政党政治的败局与军阀混战的局面互为表里，不断激化着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这种日益恶化的局面客观上要求中国出现新的政治代表力量。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进行摸索和尝试，企图以新的政治结构重塑自身。另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新生政治力量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日益颓废的中国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止住了中国不断下滑的败退趋势。通过党内合作形式，中国共产党把新鲜血液注入中国国民党体内，刷新和重构了中国国民党。党内合作型政党政治走上中国政治舞台，这对刚刚诞生且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革命旗帜，在实践中锻炼动员群众的能力，为日后建立军队和根据地打下基础。这是后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先后推动党际互动和多党合作的历史起点。
党内合作型模式的形成具有客观历史需求。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十月革命普遍具有好感。这一方面催动着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另一方面引起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