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里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向全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领导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部分地区农民举行了秋收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开始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并于９月开始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苏维埃口号。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残酷镇压，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上的失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白色恐布十分严重，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
为了总结南昌起义，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各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方针的经验教训，并制定继续斗争的策略，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０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政治局侯补委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的代表蔡和森、彭述之、任旭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及《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因来不及讨论，由职工运动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交临时政治局审定公布。
此外，会议还作出两项新的决定：一是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成为暴动的主要口号。二是决定“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
会议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派陈独秀、苏兆征、李立三为代表赴共产国际。
这次会议，一方面，包含着一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如严厉批判了党内的悲观思想，强调要深入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重申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号召深入土地革命，进行工农武装暴动，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总策略，以及惩办主义的政治纪律上，都充分表现出严重的“左”倾错误。这表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历史上的今天
重要论述
年4月2日
毛泽东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通知在重申“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通知指出：我们现规定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主要是要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为使调查材料真实正确，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通知还规定了阶级和阶层划分的原则标准：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年4月2日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阐述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谈话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年4月2日
毛泽东复电傅作义，表示欢迎国民党文武官员采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电报指出：南京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年4月2日
邓小平在同中央有关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强调，要注重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建筑业发展起来，就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就可以多盖房，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也就带动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
在谈到能源问题时指出：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各国解决能源问题，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我们的侧重点，应该是煤的开发和利用，其次要搞水力发电。这要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结合起来考虑，也要同开发西南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联系起来考虑。
在谈到交通问题时说：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走在前面。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它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就是要走发展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不仅要发展现有的牧场，还要建设新牧场。农村要鼓励种树，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农业问题，计划不要抠得太细，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总之，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
年4月2日
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讲话。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要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好，必须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
他指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的政治保障。古人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管我们建设和发展的政治方向、政治保障的，因此我们说它是立国之本。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不好，那就会在政治方向、政治保障上出问题，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不能成功。
年4月2日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绿化祖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人人出力，日积月累，让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他强调，植树造林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来这里植树既是履行法定义务，也是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民生福祉的具体行动。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坚持科学绿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久久为功、善做善成，不断扩大森林面积，不断提高森林质量，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我们既要着力美化环境，又要让人民群众舒适地生活在其中，同美好环境融为一体。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引领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持之以恒开展义务植树，踏踏实实抓好绿化工程，丰富义务植树尽责形式，人人出力，日积月累，让我们美丽的祖国更加美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用自己的努力造福子孙后代。
党史回眸
年
4月2日—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全会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
年
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二届政协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历史瞬间
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演。
4.6年(民国十八年)12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广西前敌委员会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下，领导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以及右江农民军，于百色、恩施举行的武装起义。
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参加起义的工人转入广西右江地区，与农民结合进行游击战争。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后，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公署主任。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当时名邓斌)、张云逸、陈豪人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工作，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是年6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广西省绥靖公署主任兼军事特派员李明瑞，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以巩固其地位。同月成立了中共右江特委，领导右江沿岸各地群众的武装斗争。7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派邓斌(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广西，同时还派出张云逸、陈豪人、袁任远、龚鹤村、叶季壮等一批中共党员进入广西，和原在广西的中共党员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一起，共同开展广西的革命工作，邓小平为总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张云逸等为加强统一战线，争取对军队的领导权，创造武装起义的条件，遂通过与俞作柏、李明瑞已建立的密切合作的关系，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张云逸任广西省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主任，俞作豫任广西省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陈豪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任省会南宁公安局局长等。9月，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决定准备武装暴动。10月，在广西南宁警备第四大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张云逸(任大队长)，策动部队开到右江地区百色。与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武装相呼应。为了统一军队和地方党的领导，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右江前敌委员会。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共产党的劝告，公开宣布反蒋，不战而败，俞作柏出走香港。李明瑞撤至左江龙州。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雷经天等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立即组织共产党掌握的武装部队撤离南宁。10月28日，张云逸率领驻百色一带受中共影响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大队余人向右江地区转移，迅速解除了驻奉议的警备第三大队及右江各县的反动武装。接着，消灭了进犯的地方武装和土匪，占领百色、恩隆、奉议、思林、果德、东兰、凤山、隆安、响都、镇结等右江流域各县，发展了革命武装。俞作豫率警备第5大队开赴左江地区，并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准备武装起义。10月30日，经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建立了中共广西前委(起义后改为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任前委书记。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军在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韦拔群等率领下，在百色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辖3个纵队，共余人。12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为主席，右江地区开始分配土地。百色起义后，东兰、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凤山、凌云、那马、都安、那地15个县相继成立了县和区乡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亦改编为赤卫军。初步形成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本文来源于编辑：梁凯昌）
历史上的今天
重要论述
年4月6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报说：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即延安）与张学良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九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教堂内举行会谈，就上述五项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张学良提出希望争取与蒋介石合作抗日，周恩来表示愿将这一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年4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阐述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指出：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如果中国一九九七年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年4月6日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的重要启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基础在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头脑，目的在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根本在于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动力在于创新体制机制。
党史回眸
年
4月6日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援外医疗队。这是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
年
4月6日－1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在会上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年
4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今年在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1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并主要用于鼓励粮食生产；其余地区总体上降低农业税税率1个百分点。沿海及其他有条件的地区也可视地方财力情况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
年4月6日—8日
博鳌亚洲论坛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历史瞬间
图丨年4月6日，太行部队等同白晋、同蒲沿线上的日军展开攻击。这是八路军向祁县开进。
图丨毛泽东主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收录了会员讨论学会发展方向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通信。
来源：共产党员网
4.7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来武装农民群众的头脑，通过制定符合农民需要的土地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鼓舞他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之中，爆发出了摧毁旧世界的巨大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扩大党在农村的政治影响。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认识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民群众的头脑，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农民认同并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扩大党在农村的政治影响。首先，对农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的灌输。这一时期，我们党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不仅组织党内学习，还面向党外群众，扩大学习范围，使更多的农民群众接触、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其次，为促使农民尽快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党通过召开群众性大会、田间地头访谈交流以及开设短期培训班等方式，对农民群众进行革命与阶级路线的宣传教育，唤醒并强化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认清革命的前途，最大限度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再次，总结了过去宣传工作出现的“不知在日常实际争斗中引导群众去认识本党政策和提高其政治意识”的失误，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经常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宣传鼓动工作，深入了群众，赢得了群众支持，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党的宣传教育影响下，农民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自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建立新中国，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目标。
想农民之所想，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一直是我们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实践时，我们党宣传土地革命思想，动员农民“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一切公共土地”等以开展土地革命。在土地分配问题上，设置了以乡为最小分配单位的要求，逐步探索制定出了旨在满足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政策。
早在井冈山土地革命斗争开展之前，我们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农村、深入群众间展开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毛泽东通过对宁冈的坝上、永新的秋溪一带的深入调查，写出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依据。毛泽东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初步制定出土地政策后，我们党一边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在革命实践中探寻政策本身以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政策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一边继续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工作来引导农民，提高他们对党的土地政策的正确认识，推进政策的广泛有效落实。我们党通过领导农民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切实维护了农民权益，丰富了党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潜移默化，完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针对农民群众理论、文化水平低下的现实，我们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宣传策略，采取了农民群众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宣传形式，注重运用标语、墙报、画报等多种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教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农民群众容易理解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以生动鲜明的实例向农民传播革命道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传播，有效推动了农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汲取与吸收。如张贴的标语，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用来宣传共产党、红军性质、宗旨的；有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对发动群众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彭湃，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道理，他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烧掉自家田契，深入农户宣讲党的政策，帮助解决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为了吸引农民，让农民感到亲近，他教农民记账、学珠算，把革命道理用当地方言编成歌谣、话剧，开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各种方式对农民进行宣传鼓动。通过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既使农民学到了实用知识，又使农民受到了革命思想教育，使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精神有了很大的提高。
灵魂引领，唤起农民的全面觉醒。党在农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农民对党的政策方针的理解与接受，成功唤醒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帮助农民改变了自身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有效地推动了农民国民素质的提升，继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政治素质方面，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农民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掌握的理论应用于农民运动实践当中。马克思主义“使农民从宗法观念的迷醉中觉醒，使之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勇敢地向传统宣战，向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宣战，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思想素质方面，我们党通过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农民逐渐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走出蒙昧无知，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即如何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自觉地投入到土地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有些地方，如在福建、安徽等地，一场农民运动，往往能够吸引数千乃至数万人参加。文化素质方面，基于这一时期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低下的现状，也基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实际，我们党创办了识字班、半日学校、夜校等各种形式的工农文化教育组织，把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识字做起，逐步提高，使农民在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增强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能力，使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本文来源于《学习时报》李成林）
历史上的今天
重要论述
年4月7日、8日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演讲，主要讲四个问题。
关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演讲指出：边区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这种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因此我们能用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充分发扬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社会经济的活力。
关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演讲指出：对于当前财政金融的波动问题，我们除了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外，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这是保障内外贸易平衡，稳定金融，提高边币信誉，稳固财政的物质基础。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复杂的，犹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措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
关于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他在演讲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为了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各根据地党委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此前，毛泽东于四月三日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稿作了修改。在演讲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一句之后，加写：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演讲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一句之后，加写：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这篇演讲收入《任弼时选集》。
年4月7日
刘少奇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复信，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信中指出：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这封信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年4月7日
刘少奇在听取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等汇报商业、税收工作时，谈话指出：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
本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谈到自由市场问题。讲话指出：要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讲话还强调：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二十七日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年4月7日
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提出，中国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稳定和发展。他指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搞社会主义，也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振兴中华民族》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年4月7日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年会开幕式上强调，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他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我们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亚洲和世界共同发展。第一，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世间万物，变动不居。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力度，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亚洲要勇作时代的弄潮儿。第二，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第三，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要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第四，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要秉持开放精神，推进区域合作。亚洲合作是开放的，亚洲应该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域外国家也应该尊重亚洲多样性特点和已经形成的合作传统，形成亚洲发展同其他地区发展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党史回眸
年
4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
年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并发表题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学习活动的通知。
历史瞬间
图为于都县革命委员会旧址。年4月，毛泽东在于都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来源：共产党员网
4.8位于广东广州中山二路92号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绿草如茵，翠柏挺立，雄伟高耸的纪念碑石雕——一支被起义者的巨臂高高擎起的长枪直指蓝天。陵园为纪念年12月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而建。肃穆的陵园犹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记载着那段壮烈而又光荣的历史，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勇敢前行。
图丨庄严肃穆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起义比原定时间提前一天
年党的八七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开始策划广州起义，并计划夺取广州后将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广州，成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年11月下旬，广东省委成立起义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三人组成，张太雷任书记兼管军事，黄平兼任广州市委书记，周文雍兼任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随后又任命叶挺为起义军事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当时，正值“粤桂战争”，广州市内防务松懈，为广州起义的举行创造了有利时机。
起义前夕，恰逢党设在小北直街的秘密武器转运站大安米店被敌人发现，党掌握的国民革命军教导团内也有反动分子告密，于是省委决定将起义提前一天到12月11日凌晨举行。
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有广东省委领导和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黄埔军校特务营、广州工人赤卫队以及南海、花县的农民武装等共多人。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部分革命者和各界群众共约2万人，也参加起义。
凌晨3时30分，第四军教导团集合誓师。张太雷、叶挺作演说，并宣布以“暴动”和“夺取政权”为口令。随着一声枪声响起，广州起义开始了！
教导团分东、中、北三路出击，中路由叶镛率领第一营进攻东较场、广九火车站和公安局，很快就攻下了公安局和保安大队部，并从牢房里救出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
梁秉枢率领的警卫团、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等各路起义队伍同时向预定目标出击。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除第四军军部、中央银行等少数据点外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天亮前，在原广州市公安局大楼楼顶，升起一面铁锤、镰刀大旗。当天上午，被称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上午7时，广州苏维埃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一切政权归工农兵，消灭反革命，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资，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财产，工业国有化，组织工农红军等决议和法规。
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广州起义震惊了国内外反动势力，他们相互勾结，镇压起义。美、英、法、日驻粤领事团调兵进驻沙面，并派出军舰封锁珠江，掩护国民党军队渡江。起义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最终失败，许多指战员均英勇牺牲，其中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亲赴前线指挥作战，途中遇敌袭击，不幸牺牲。
年12月13日上午，敌军从四面八方进入广州。起义军民坚守街垒，浴血奋战。教导团女兵班班长游曦，率领全班女战士，在天字码头英勇狙击敌军，全班除一人派回总部联络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随后几天，反动军队展开疯狂屠杀，广州城内血流成河，至19日，遇难军民达多人。参加起义的苏联、朝鲜等多名外国革命者也惨遭杀害。
广州起义第一次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城市中，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完全新型的革命政权。它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使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本文来源于金羊网，作者：丰西西）
历史上的今天
重要论述
年4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电。电报指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八）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九）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年4月8日
毛泽东复电李宗仁。电报指出：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年4月8日
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关于勤俭建国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应该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倡增产节约，反对贪大贪新。二是应该面对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问题，报告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应该特别警惕。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这个报告分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年4月8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总裁麦克唐纳时，就三机部同道格拉斯公司的合作事宜指出：我们双方在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而不仅仅是做生意。会谈结束后，对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
同日，他在会见马来西亚文化代表团时说：六十年代，我们科学技术水平同国际上比有差距，但不很大，耽误了十一二年后，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因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是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现在我们开始寻求一条好的道路来弥补过去的损失。
年4月8日
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国际形势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好这一挑战。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我们追求的发展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衡量标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要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前进的动力要在改革中寻找，要从创新中挖掘。中共十九大和刚刚结束的中国全国两会，改革、开放、创新都是关键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目的也是谋求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共同发展势头，增强对美好未来的信心。
他强调，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是中国外交一项基本政策。我们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同时也认为大国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多边主义的要义是谋求各国协商和合作，首先是大国合作。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愿同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和经验，但绝不会将自己的道路、模式、理论强加于人。
党史回眸
年
4月8日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协议，冒恶劣天气从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久前获释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同机罹难。
年
4月8日－5月4日晋察冀军区主力在正太路举行反攻，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联系。
年
4月8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3月22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表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社论说，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城市就业条件有一定限度。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随后，9月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国家首次提出“下乡上山”的号召。
年
4月8日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卫星通信能力的国家。
年
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至年8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
年
4月8日至11日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
历史瞬间
年4月8日，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以及秦邦宪、叶挺、邓发从重庆回延安，因飞机失事罹难。这是任弼时为“四八烈士”题词。
来源：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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