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李佳佳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四代领导人首肯、表态需要学习的国家。其经济高度发达、政府清廉高效、环境葱郁整洁、民众温良礼让的治理奇迹几乎满足了中国朝野对于美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个月，由于南海问题导致的后续争议，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见的冰点。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对于新加坡的指责乃至辱骂不断见诸官媒和网络，“弹丸小国”、“美帝走狗”等字眼频频出现，曾经备受热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时移世易。
那么，“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新加坡模式的前世今生
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看到曾经认为是“南蛮”的地方发展得如此现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忆，当时他曾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访问结束后回国的第二个月，邓小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
尽管彼时便初初开启学习之门，但“新加坡模式”真正开始被中国朝野上下津津乐道却是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的事情。年，邓小平南巡时将对于新加坡的称赞具体化：“经济秩序好、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了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从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被中国官方选定为学习对象长达二十余年热情不减，“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authoritarian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为何中国政府将新加坡视为可学习的模板？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亚洲威权”统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经济现代化和长期一党执政可以同时并存、相得益彰，并对于以政党竞争轮替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战。
其次，为了巩固其官方话语体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严格控制着对于影响民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博物馆、教育体制，以及最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第三，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被有意识地与政府领导力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从而为其提供执政合法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获得民意支持的最关键基础都在于GDP的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持续改善。
第四，人民行动党还有一个标志性的著名论述：好的政府应该具有说服人民理解为了长远的国家利益可以接受短期个人阵痛的能力。在近年来中国经常发生由于举办国际会议或活动影响普通居民生活、由于上马化工项目导致群体性事件、由于市容规划或基础设施兴建拆迁居民房屋的语境下，这种能力似乎就显得尤为实用。
在普通民众层面，两国的相似性或许超过想象
说起新加坡，很多人一直有着“第三个中国”的印象，原因自然在于新加坡人口中74%是华人，彼此可以使用华语交流沟通，饮食习惯和宗族观念也比较近似。但是事实上，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
首先，新加坡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多种族群共居的社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族群混居共处，不强求统一。儿童从小会被教育尊重他人的不同文化与宗教信仰。其次，由于其一百余年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沿用英国法律及议会政治制度以及以英文作为官方通用语言，新加坡的文化思想体系其实非常西化。李光耀虽然身为华人，却有着“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绅士”之称。第三，新加坡在反帝反殖的过程中本土意识崛起，年建国以来的国民教育更是大大加强了政治身份的独立和认同。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学者许振义总结：“即使是华人，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早已不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侨民’，而是‘新加坡公民’。与中国的政治身份和自我认同切割早已完成”。
然而，硬币都有两面。在各种不同之外，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其实新加坡民众与中国民众又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的程度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首先，大多数新加坡民众和中国人有着高度相似的处世哲学：只关心个人财富和生活水准（也就是英文的“bread-and-butterissues”），而非常小心地避免牵涉进敏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议题。年，新加坡人均GDP为美元，处于最发达的第一世界梯队，而中国也已达到美元，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了。笔者的一位新加坡朋友这样概括：“大多数人在这儿过着富足的生活，这使得他们忘掉或者根本不在乎那些所谓的个人自由”。
其次，某种程度上，“恐惧的气氛”（Climateoffear）在这两个国家中或明或暗却无处不在地发挥着影响，使得人们觉得为了个人自由抗争公权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种气氛最直接的后果是个人言行的自我审查。不过必须指出，在过去十年中，新加坡的情况有相当大的改观，日渐强大的政治反对党和崛起中的公民社会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第三，两个国家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民众真心认为只有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治理自己的国家。他们相信，执政党是稳定的代名词，而反对势力则意味着动荡和灾难，因此他们并不愿意让反对派得到尝试治理的机会。经历过年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大跌到创纪录的低位60%并丢掉一个集选区，年许多新加坡人因为担心“反对党真的当选执政可能引发‘民主乱局’”从而造成“意外变天”而选择投票给人民行动党，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民行动党在这一年大选中获得了年事件以来最高得票率。
综上所述，两国民众各种相似性的核心在于：缺乏充分政治竞争的等级社会价值观。也就是说，两国民众都接受：出于“特殊国情”，自己需要一个能够凝聚共识并且代为决定和实现公众利益的强有力的政府。有趣的是，两个国家一直以来强调和灌输的“特殊国情”却恰恰相反：中国是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所以“不管就会乱”；而新加坡则是弹丸小国、资源匮乏、被大国虎视眈眈，因而“唯有强力管制才能生存”。
两国近几年相似的新趋势
在新加坡年大选遭遇滑铁卢之后，人民行动党痛定思痛，对于新加坡民众的不满和诉求加强了回应性，但对异议则更加铁腕。简而言之就是：社会政策趋于软化，对于批评则更加强硬。
而一年之后，中国十八大召开，新的领导层开始执政。有趣的是，其政策方向与新加坡非常类似：党内严禁“妄议”；即使温和的异议也不获允许；日渐严酷的新闻审查使得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上的自由讨论噤若寒蝉。
两国一些高度相似的趋势包括：
噤声自由派批评者。两国要求更多政治自由和言论空间的发声者都是极少数，在政府看来，这样的批判者永远难以取悦，消除其影响力却相对简单。由此，包括异议博主、作家、纪录片制作人、导演、知识分子等等在内的意见领袖们在过去几年遭遇了“去影响力化”的对待。用旅居香港的新加坡著名学者CherianGeorge的话说：“让所有人明白，批评政府将会付出代价（Leteveryoneknowthatcriticizingthegovernmentcarriesaprice.）”。
进一步收紧对于主流媒体的管控。在这一层面上，人民行动党的做法相对隐晦。在年大选选情失利后，他们撤换了主流报纸的一些负责人，确保由更加“办事放心”的人把握航向。而中国则在年年初明确要求“媒体姓党”，央视更是毫不掩饰地保证“绝对忠诚，请您检阅”。
限制网络媒体的发展。年6月，新加坡媒体发展局对于新闻网站颁布管理新规定。要求密集报道新加坡新闻、并有一定本地浏览量的新闻网站，必须向政府申请执照，缴付5万元保证金，执照必须每年更新。如果拒绝申请执照，则以非法广播罪处置，罚款20万新元或入狱最长三年。而中国则在年7月进一步加强了本已非常严格的网络整治，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等四家网媒多个深度调查性报道栏目被关停。原因是“大量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违规行为严重，影响十分恶劣。”
在社交媒体上取得先机。新加坡的政治人物、政府机构乃至政党本身近年来开始在Facebook等平台建立社交网络账号，并使用社交网络更紧密地监控舆情。而中国在经历了最初几年“围观改变中国”的社交网络热之后，如同毛泽东的名言“思想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所指导的，官方开始引导在微博求学善思广学nbsp精益求精糖尿病案例五年糖尿病严重并发症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