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进程？是什么使得中国当代贪官污吏横行、社会公德沦丧？是什么使得蒋经国先生晚年做出“还政于民”的伟大抉择？
一般认为有几个因素：
1、台湾受美国体制影响；
2、年封建文化对大陆当代社会的影响，如官本位、得过且过的小农意识；
3、法制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
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不容忽视：1、儒家思想的“善念”；2、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影响。
台湾没有经历过文革，儒家传统思想保存完好，虽然儒家思想也有不少糟粕，但儒家的一个重要理念“善念、善治”对蒋经国先生的影响极大。
其次，蒋经国出身于一个佛门世家，母亲毛福梅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蒋经国后来受父亲影响，皈依基督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神论的信仰直接影响了蒋介石父子的为人处事方式。
蒋经国轶事：日记本和《圣经》常伴左右
解密蒋氏家族最神秘的人，蒋经国研究权威专家陶涵教授经典力作。
蒋介石经常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指示他读书、做学问。年8月，他曾提示儿子，读书学习“欲速则不达”。他建议经国，学习算术和英文“每周均不宜超过6小时”。除了要经国研读中国古籍、总理遗训之外，他还鼓励儿子多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年经国在介绍父亲行谊时，强调基督教信仰在父亲一生中起极大作用。显然父亲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蒋经国年抵达赣州后不久，就开始读起《圣经》。年复活节，经国一家人在重庆由毕范宇牧师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蒋经国受洗成为美以美教派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圣贤之道一样，是出于父亲的意旨。他和父亲一样，对誓言遵奉不渝，此后一生，经常带着两本书——一是日记本，一是《圣经》。在父亲推荐下，经国也读《荒漠甘泉》。这是一本每日一题、阐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蒋介石每天读后，就在空白处记下自己的灵思心得，他建议经国一样读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面对失败、灾祸或悲剧要如何坚毅忍耐、信念不渝。蒋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现在陪着他的遗体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归葬故土。不知是出于孝心，还是真心喜欢，《荒漠甘泉》也成为蒋经国喜爱的读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军官员可以看到蒋经国在战地翻读一本已经快翻烂了的《圣经》。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里到他房里听取最后指示时，经常看到床头或桌上有一本《圣经》。蒋经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每读完一遍，他在第一页就做个记号，在他逝世时，总共有十七个记号。
但是，据蒋家在台湾的家庭牧师周联华说，经国在宗教信仰及其他问题上，都不坚持教条，不会有封闭心态。他只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读《圣经》，不跟周联华或其他传教士讨论宗教问题，也仅只偶然参加做礼拜。他可以到美以美会以外的基督教会做礼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窦寺就是他年幼时常去的地方。
基督教对蒋介石的影响
我们从蒋介石的几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基督教对蒋介石的影响。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从根本上改变了蒋介石的命运，也从此断送了蒋介石的江山。按照一般常理，手握生杀大权的蒋介石杀掉张学良以解心头之恨，这是很常见的中国历史现象，更别提朱元璋对功臣的莫须有杀戮了。但蒋介石却没有杀张学良，相反张学良在台湾的晚年生活过得还是很逍遥自在的，有美人相伴，有别墅洋房。另外蒋对政治对手如“蒋、冯、阎”中原大战的冯、阎也是宽容相待。
这里有几个原因：
儒家的“信义”对蒋介石的影响，蒋介石出身于上海滩青洪帮，黑帮以关公为偶像，以信义立足于天下。这一点也符合儒家之传统信义道德标准，关羽同样是儒家道统之典范。但信义对蒋介石的影响是“成也萧何败萧何”。信义是蒋介石乱世称雄之原因之一，信义也是蒋介石败走麦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假设一下，蒋介石根本不讲信义，嘴上答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然后立即翻脸不认人，撕毁协定，对张学良和延安赶尽杀绝。那么，舆论除了谴责蒋介石又能奈何？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年历史中是数不胜数，当年我党高喊民主、土地改革，善待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执政后一反常态，发动肃反、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所谓兵不厌诈，三十六计中就有缓兵之计、阳奉阴违、暗度陈仓等等先例，诸葛亮更是精于此道之高手，但历史却对诸葛亮奉若神明。
曹操因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而成为枭雄，蒋介石完全可以学曹操玩点阴的，但老蒋没学到曹操的阴险，却学曹操放跑了刘备，重庆和谈时再犯当年项羽鸿门宴的错误。
因此，蒋介石失败的一个根源是心太软，太拘泥“信义”二字，假如蒋介石信奉“无毒不丈夫”，我相信他的命运会另有不同。
影响蒋介石命运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基督教。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最大，西安事变时宋美龄也是张学良的一个重要说情者，这应该是来自于宋美龄的信仰。而蒋介石自己自从皈依基督教后，因宗教的向善和信奉复活永生，使得蒋介石为人处世多了善念和后路。
笔者认为蒋经国先生晚年之所以能够力排众议，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标杆，这和蒋经国的有神论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
相反，斯大林的冷酷心肠则是因为马克思无神论的影响。
斯大林执政期间杀人如麻，历次肃反杀害了数千万无辜性命，二次世界大战时不惜用士兵的死人堆堆出胜利果实来，波兰数千军官在卡廷森林被处决，乌克兰打饥荒造成饿殍遍地。斯大林的冷酷不仅仅表现在对待别人，还表现在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雅科夫的六亲不认。雅科夫被德军俘虏，当时德国要拿雅科夫换一名被苏军俘虏的将军，斯大林说不可能拿一名士兵换一名将军，斯大林还一直认为没有战俘，只有叛徒。这些话令雅科夫很失望，可能最终促使他选择了自杀。
斯大林为何如此冷酷心肠，笔者联系到中国的文革和柬埔寨杀人如麻的红色高棉，这些都有一致的特点：同样信奉马克思唯物无神论、阶级斗争论。
一般来说，唯物无神论者不太重视生命，也不
因为唯物无神论不相信神，更不相信生命永生，更不相信死后有地狱和天堂的区别。所以，人的性命和一只蚂蚁的性命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分别。所以，斯大林时期的清洗政策以及红色高棉的杀戮机器也就理所当然。
另外，最关键的是，当一个社会唯物无神论成为主流时，人们不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社会风气的沦丧：人们背信弃义，生产三聚氰胺者毫不畏惧天打雷劈；坑蒙拐骗偷者不用担心死后下地狱；贪官污吏们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整个社会，人人不相信神，不相信永生，不相信罪的后果，人与人之间满嘴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有权大贪，没权小偷。
举一个小例子，西方人普遍比较遵守交通规则和不随地吐痰等公德，这和长期的法制社会的秩序有主要关系，另外和基督教信仰也有较大关系，很多人认为“人在做，天在看”，他们冥冥中会觉得上帝在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这么难？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无神论的消极影响。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心理：不相信神明，自然不相信永生，他们只愿意今生幸福安逸，根本不管死后的历史评价！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一些无神论信仰的官员，他们的能力和权力本来完全胜任推动改革进程，但是他们不想改革，只想维持现状。他们很可能有这样类似的想法：改革有阻力，虽然改革能够造福民族未来，但是改革短期内会得罪很多人，管他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交给我的后任吧！我只要喊喊口号、作作秀，和和稀泥，为官一任做几件看得着、摸得着的漂亮政绩就足够了。虽然改革功在万代，但人死如灯灭，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眼睛一闭，什么都看不到了，毁誉赞誉又有何妨！
蒋经国之所以还政于民，可能和有神论的信仰有关，注重自己死后的历史评价。
笔者虽然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从社会效应的角度来看，理智告诉我，一个有神论的社会比一个无神论的社会更有优越性。起码，有神论信仰的奥巴马手按圣经的宣誓，和某些无神论者的满嘴仁义道德的唱高调，有神论者的宣誓更为可信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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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介石的信仰说起
曾经读马列“乐而不能悬卷”
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信奉三民主义。其间，他受新思潮的影响，一度崇拜共产主义，醉心马列思想。这在他当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述。
“五四”以后，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想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他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在年1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编者注：赵林士、朱执信都是当时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人士）。下午，看《新青年》。”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奥难读。他读了三遍，还感到“不能十分了解”。有时，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读来读去，他终于读懂了一些，并有了兴趣。
他在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看书看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并有了一定感情。
同年11月21日的日记写道：“看《列宁丛书》。”
在阅读马列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起先接受了某些观点。年11月，他要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打算既谈人生观，也谈宇宙观。苦无心得，最后决定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的观点。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然而，这一时期，蒋介石又读到了《泰戈尔传》，使他的思想产生了矛盾。1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
祷告应验，信靠基督
入基督教后，蒋介石虔诚地向“天父”祷告。久而久之，他对基督的信仰，成为支持他渡过重重难关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
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天父”、“上帝”时，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
年12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无忧惧，夜间安眠胜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
即使战况持续恶化，蒋介石对“天父”并无怨尤，而以多祷告表达虔敬之心。
在年1月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子，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之。幸赖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过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基督人，来做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战场上一败再败，但是信奉基督的蒋介石坚持认为，“天父不会亏待我”。
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多次说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称如果“神要赋予我这个使命，那么为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不惜自己的生命”。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退缩在台湾的蒋介石“中华民国”的存亡问题仍经过读经祷告来信靠上帝。
蒋介石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得使徒行传第9章41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编者注：当时，蒋介石祷告后，打开《圣经》，看到《使徒行传》第9章41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天父的女徒）活活的交给他们。”）
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生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当幼年时，命相家曾称余之命运至六十三岁而止，其意即谓人余六十三岁死亡也。惟现在已过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于世，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忱，始终如一有增无已，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会，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乎？”
伴随蒋介石日记开放的，还有一本手抄的《圣经》首次曝光，非常引人注目。
这本文言文版的《圣经》，是由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手抄而成，共6册。《圣经》里时有蒋介石的圈点、眉批，眉批后，还标有日期。从已发黄的《圣经》可以看出，蒋介石不仅读了多遍，而且几乎爱不释手。
此前，人们都说蒋介石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他当年要娶才貌兼备的宋美龄为妻付出的信仰代价。此次，通过研究蒋介石的日记才知道，他是如何从一位三民主义者，一步步转变成一名基督徒，并最终将基督教作为精神支柱的。
另外据台湾的周联华牧师表示在基督徒当中，像宋老太太（倪桂珍）这样祷告的人也是很少，比方说宋老太太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和两个同伴禁食祷告到中午，祷告完了才吃饭，而且她对祷告的内容非常认真，例如她为病人祷告，如果这个人的病好了，就要表示感谢，如果病转坏了，就会做更多的祷告，蒋宋美龄就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说，蔣介石往後一生都讀經禱告，非常認真。他認為，宋美齡是一個很活躍的基督徒，蔣介石是一個神秘的基督徒，不大和外界接觸，但其實非常虔誠。
据台湾《中国时报》撰文，最足以显现蒋介石对基督信仰之虔敬者，当属年5月的普陀之行。
年初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国家与个人前途皆已陷入空前危机。5月间他乘舰巡视定海、舟山等地，14日来到普陀山。蒋介石显然听过国父的这段事迹，故此不免担心：到了普陀之后，他的基督信仰会否禁不起诱惑与考验？
当天的日记就记载：“以往昔总理到普陀曾有神话，甚恐余来此对上帝与基督教理之信心动摇为虑，时以此为戒。余既信奉基督，决不能再事他神，此为人格之试金石也。”结果，蒋介石通过了考验。
年，蒋介石去世，其秘书秦孝仪奉命撰写遗嘱，初稿中曾有“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词句，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在原稿中插入“耶稣基督”四字，变成了“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虽然此举引起朝野及史学界争议，但也反映出蒋对基督的信仰。
蒙主赐福，家庭幸福。“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申命记5:10）。”
蒋介石夫妇幸福的家庭生活
“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夫之笃，世无其比也”--摘自蒋介石日记
作为政治领导人乃至政治家，蒋介石的行为如何具体表现出基督徒的信仰和修养，这是我们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例如，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年3月末，在耶稣受难节发表的证道词中，蒋介石在介绍事变情况时，提到对以张学良为代表的叛乱者的事后处理意见时说: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第52页。在此蒋介石引用的是《马太福音(Matthew)》第18章第22节内容。但是对事变的处理和对张学良的惩罚，是不是出于基督教精神，或者说蒋介石是否是根据基督的教义来决定自己的政治行为，这一点就不那么容易说明了。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基督教这一宗教信仰和教诲，无论对蒋介石个人来说，还是对政治家蒋介石的思想和行动来说，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也是以后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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