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与鲍大可、施乐伯并称“三大中国通”，又以他名气最大、学生最多、辐射范围最广。他的所谓中国问题研究，前后影响了几代欧美的中国学界，影响了十数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影响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
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策教父，却曾多次被指是美共分子、俄共的同路人。
1、年轻时的费正清来到中国，认识了著名的共党同路人史沫特莱。通过史氏，费正清又认识了宋庆龄，参加了宋为营救共产国际远东领导人牛兰夫妇而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2、韩战发生后的年，美国第八十二届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委员会（即麦卡伦委员会，theMcCarranCommittee）调查太平洋学会，得出结论：“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可说是我们历史上最悲惨的事。对於此事，由各种基金支持的太平洋学会贡献最大”，“太平洋学会是共产党用来转变美国远东政策以达成共产目标的工具。该会支配了国务院远东政策达十五年之久，不仅影响了国务院对远东方面人事的安排，而且伪造报告攻击蒋委员长，并且说毛泽东不是共产党而是土地改革者。”调查记录还指出：“费正清和拉铁摩尔是苏联阴谋明显而且自愿的工具。”
拉铁摩尔是太平洋学会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的主编。费正清是太平洋学会的理事。
3、苏联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Bentley）变节后曾指控费正清为宋庆龄带信给美国援华协会的卡德尔。这位卡德尔同时也是太平洋学会总会秘书长。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里自述“伊丽莎白·本特利作证说我曾经携带了一封孙中山夫人（被她认为是’头号中共党员’）的信给援华协会（这是一个’间谍网’）。她的两个认识都是错误的，但是我的麻烦在于，本特利确实知道我曾经将孙夫人的信转交给援华协会的卡特（卡德尔），而这个协会被证实确实存在某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事实，不是传闻。”
伊丽莎白·本特利举报了两个苏联在美间谍网，并曝光了80名苏联间谍的名单。因为她没有文件作为证据，他们都蒙混过关，未受惩罚，甚至反指她酗酒成性供词不可靠。然而，多年之后维罗娜文件和苏联解密档案佐证了这个名单的真实性，并且由于本特利的叛逃苏联一度被迫中止在美国的所有间谍活动。
4、宋庆龄于抗战初期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和“工业合作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保盟、工合），目的是索取外援并运送给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
“年10月10日，叶挺就曾专门致信宋庆龄，感谢工合对物资极度贫乏的新四军雪中送炭，赞誉工合的帮助是重要的……仅以美国为例：从年至年8月底，美国援华联合会通过保盟提供给中国的各项援助救济款项就达万美元，4.4亿元法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助除有指定对象外，绝大部分都在宋庆龄的巧妙安排下被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帮助了中共的敌后抗战事业。”（《宋庆龄在重庆的那些日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上文所说的卡德尔，就是美国援华联合会的会员。费正清就是因“援华”（实即援八路军和新四军）事宜，为宋庆龄带信给卡德尔。
5、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前总编路易斯·布登兹（LouisBudenz）向国会作证说，看到费正清的名字作为共产党员出现在美共内部报告中。
6、面对“通谍”指控的费正清教授，向国会议员发誓“本人非共党”、“布登兹说谎”，然后就轻松脱身了。
7、麦卡锡主义退潮后，“亲华（共）派”卷土重来。年，鲍大可作为“三巨头”的先锋在艾森豪威尔发起的“美国人大会”上发言，呼吁美国结束对红色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其加入联合国，强迫国民党政府从台湾外岛上撤退。
年，史卡拉皮诺与费正清为美国国会参议院撰写《康隆报告》（费正清不列名撰写人，也不承认参与撰写），称美国应通过交往“分化中苏同盟”，接纳中共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台湾“独立”、成立“台湾共和国”，让国民党政府及所有追随者作为难民离开台湾云云。
案：史卡拉皮诺（RobertA.Scalapino，施乐伯）是钱端升的助教、费正清的悉心指点过的后辈。钱端升是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费正清的好友，寄居费家。钱端升追随毛大肆鼓吹“我们需要联合政府”，与地下党暗通款曲，“建国大典”与毛同登天安门。
8、年，费正清化名“李善和”（自称为台湾人），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论文，“谓台湾人乃高山族与西班牙人及荷兰人之合种，与中国人毫无血统关系，应驱逐来自大陆之中国人宣布独立”。
9、年1月1日，五名台湾留学生在费城组成“福摩萨人的自由福摩萨”(FreeFormosansFormosa，简称三F)小组，宣称要“建立独立、民主的台湾共和国，反对所有外来的独裁政权”。年将其组织改组为“台湾独立联盟”(UnitedFormosansforIndependence，简称UFI)。年，UFI在费城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TheUnitedFormosansinAmericaforIndependence，简称UFAI)，由费正清的弟子陈以德担任首届主席。陈以德系费正清之学生，费积极扶植其台独运动，於每年二二八纪念日必向联合国及美政府请愿要求台湾独立。费正清对台湾学者介绍陈以德时，屡称：“这是我的学生彼德陈，将来台湾共和国之总统。”
10、年，费正清对来访的青年党人陈启天、民社党人蒋匀田称拟将台湾变为美国第51个州，并征询两人意见。
11、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负责人费正清在年10月提交了一份对华政策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有一个详细的迫使国民政府同意红色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共和国政府而不是整个中国的政府进入联合国的策略。
年11月，费正清在康涅狄格大学演讲，称“为使毛共不以美国为敌人，必须设法使它进入联合国，并使台湾独立，既反对‘两个中国’的观念，更反对自由中国的反攻大陆。并坦白承认所谓台湾独立只是一手段，最后为‘取悦北京，使之不采取有计划的敌对，以缓和情势’，只有‘将台湾送入虎口’。”
年1月费正清提出由美国对台湾行使宗主权的方案。四年后他修改该方案，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象征性的宗主权，同时让台湾另行加入联合国，被称为“一个半中国”方案。
12、年“台独理论家”彭明敏起草台独宣言，在国民政府尚未宣布逮捕之先，费正清即投函《纽约时报》指责“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成长中加紧对学人的迫害”。
13、费正清影响基辛格，使其秘密访问红色中国：“在年或是年的某一天，我在从纽约到波斯顿的东行列车上偶然遇见基辛格，我们谈论了如何恢复中美关系问题。我提供了纳贡制度的先例，按照那种制度，外国君主可以皇帝贵宾身分悠然自得地出现在北京城。我绕着弯儿说，毛泽东是能够接见任何外国元首访华的，尽管他自己几乎不出国访问；但美国总统却能轻而易举地出访世界各地。我送给基辛格一本我写的单行本《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当我编的专题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在一九六八年问世时，我也送他一本。后来基辛格还曾向我提到我们所作的谈话，带有未经说明的言外之意，即那次谈话已改变了历史。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的纽约时报文艺教育版上，我撰写文章论证“ChinesesovereigntyandTaiwanautonomy”『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历史可行性。我说，假如美国停止支持一方，中国内战是可消弭的。台湾不必成为北京的势不两立的对手，也不必由大陆中国来统治，我们应该履行对台湾的防御资助的承诺。但在其他方面不要去试图揭开那种神秘的面纱(allowsthedegreeofautonomytoremainobscureanddependuponcircumstancesastheydevelop)……”（费正清，Chinabound：AFiftyYearMemoir.NewYork:Harpercollins,）
费正清此话的意思是鼓励美国总统主动访问北京“朝贡”，以满足毛“皇帝”心态。基辛格心领神会，便于年秘密先赴北京向毛“纳贡”去了。年尼克松也跟着点头哈腰地朝贡，即所谓中美邦交正常化。
14、年11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是年12月底孔杰荣（JeromeAlanCohen，柯恩）执笔撰写了一份备忘录（联合费正清等人署名）给基辛格，“第一个建议是尼克松总统应该选择他最适当的助手去中国，跟中国的领导人有秘密交流、谈话”。这份备忘录史称《科恩密札》，内容极其细致，甚至“规范用语”，不允许美国官方再用“红色中国”称呼中共。
孔杰荣是费正清的晚辈和朋友、同事，年接受费氏的邀请到哈佛任教，直至年。
为了犒赏费正清和孔杰荣对“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杰出贡献，周恩来特邀他们于年访问红色中国，以满足其朝贡之瘾。
15、费正清解释中共问题历来“因时制宜”，自由跳跃。
在国共相争初起之际，美国公众一般认为中共及其“革命”是莫斯科外来输入的结果，中共只是苏联的代理人。此时费正清一再鼓吹中共是农村改革者，将其与苏俄作理论切割：“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绝不是像主流论调所想像的那样是完全受苏联操纵，这种论调忽略了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国情。事实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土生土长的，由中国人自己根据历史环境和现实情势为解决其自身问题而发起的一场运动，并不是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年7月，费正清撰文称“中国共产党人……只不过在主义和理论上同苏联有缘，在实际和程序上却未必如此。他们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的具体证据少得出奇，倒是俄国人令人惊奇地保持了战时不援助延安却援助重庆的一贯记录。”年10月中共建政后，费正清旋即发表意见：“我们必须把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看作是民族自决问题，而不是外来侵略问题。”并声言“中共目前并没有以苏联为他们的靠山，除非我们逼得他们不得不靠苏联来求生存，他们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我们相信在将来，和在以往一样，中共在内政的处理上是相当超脱苏联的干涉范围的。”
在国共战争如火如荼、国府出现颓势时，年4月17日《纽约时报》社论代表了当时的美国舆论如此说：“共产主义在中国不会成功。中华民族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对任何激进的社会和经济理论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多年来，中国每一个儿童都被教导应行中庸之道。这种观点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仍然很有影响力。不要指望4亿中国人会在几年内就转向共产主义这一奇迹会发生。”
费正清却说中共一定会成功，因为“共产主义虽然在美国是坏事，但它在中国看来却是好事”，“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根植于中国肥沃的土壤。传统秩序的破产和当代问题的迫切需要都呼唤激进的措施，马列主义恰好正符合这种需要。”他还为中共作道德品格背书，声称它们“在理想上有一种精神的活力，在道德上有作为领导者的资格”，“中共政权按其迄今的业绩看来，可望成为近代中国最好的政府。”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国内对“丢失中国”、“将国民党政府出卖给共产党”的争论白热化。费正清的口径随之发生了些许变化，开始喟叹“中国加入俄国的体系……既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也威胁到中国人民的幸福”，“它夺得政权主要是当地运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莫斯科影响夺得政权以后的共产党变得明显了……共产党的政权控制住局势，并成了俄国蹂躏中国的媒介物”，“共产党施加的压力开始使每个人受到控制，陷于孤立，并被共产党国家所利用。”在国会听证会上他这样说：“他们改变了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他们成了更加公然武装的、在军事上具有侵略性的敌人……”根据保罗·埃文斯的解释，他的这些表态，可被视作在反共情绪高涨的环境中的自我保护措施。
然而，在麦卡锡主义被左派集体击退后，费正清对中共的评价又变回原样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在之前的历届政权所办不到的一定形式的现代化”，“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迟钝的群众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并且从政治上使他们活跃起来，农村经济业经改组，军队有了现代化的火力，民族意识也觉醒了”，“重塑中国、改造民众，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是毛所白癜风原因卤米松乳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