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总体来说，我这个工商时报创刊能够走了那么几年，李定是统战部主要的负责人，没有他是做不到的，那么后来李定在七大，就是六大以后，他退下来了我还去看过他，不久他生病，不久去世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回顾工商时报的人员，考虑到这个问题，应该承认李定在当时是很开明的一个领导，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人存则存，人亡则亡，李定当时退下来，那么七大马仪同志也退下来了，那么工商时报原来那一大帮都坚持不下去了，这是李定。
马仪
其实当时有很多事情都是马仪在主持工作，工商联党组分工，由马仪同志联系工商时报，年我在平山的时候，马仪是平山一区的区委书记，我在九区，不在他的领导之下，到了下半年，北京天津一块解放了，中央区委相当一部分同志都准备进城了，所以说把马仪同志留在平山县当团县委书记可能也是县委书记，我记不清楚了，我们北平天津的那几个大学生留了九个人，当时平山县九个区，一个区留下一个，在马仪同志的领导下，做土改建团工作，因为中央已经决定要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平山呢由中央青委直接领导在农村建团，当时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那儿开始建团了，好像是不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叫民主青年同盟，我们在那儿留了九个人，从年的夏天以后，留在平山县，我就在九区，在平山县的北边，和阜平交界，我分配在九区建团，它这个建团可真不容易，不像后来解放以后要求入团还得批准审查什么的，因为解放区原来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个青抗队，后来又成立了青救会，青救会已经式微了，已经没什么太多的作用，青救会也算消失了，所以当地党的支部，一些干部对青年团组织不是太了解，也不太支持，青年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怕参加了什么青年团要当兵什么的，那时候老区经过了八年抗战以后，又经过两年解放战争，出粮、出钱、出人啊，负担相当地重。所以当时征粮，征兵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在九区的时候呢，没有团委，有区委，区委是当地一个中学教师姓胡，因为我是中央区委的干部，所以对我的工作也不太干预，他没让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要我全心全意在那儿做，我就跑到一个叫结焦沟的，结焦沟是一个很窄的山沟，没有几个青年，我跟他们青年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跟他们上山去打草，背柴禾，关系搞得不错，后来发展了一个团员，后来又发展了几个，就勉强成立一个团支部，这在九区还是第一个团支部，但是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团支部怎么样，后来我就把这一段经历在会上汇报了一下，马仪特别高兴，他觉得我们这个路子是对的，和青年打成一片，跟他们同生活，同劳动，做工作，然后吸收他们入团。
贝尔格莱德郊外丝工拍摄（下同）
后来大概又连续建立了三个团支部，当时在我的建议下，区里开了一个团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团区委，当时区里有个青年干部，姓什么我忘了，留下当书记，这段工作呢马仪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还让我写了一个材料，登在刚创刊的年年初的中国青年杂志，那时候的中国青年还是小开本的，后来我们很快就撤离了平山。因为北京已经解放了，建团工作暂时停止了，我们九个人集中到嘉峪一段时间，没什么事等着进城了，大概在春节以后啊春节以前，我们几个人进城了，那四月份上团中央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团中央委员会，马仪是新成立的团中央机关的副秘书长，秘书长是荣高棠，当时团中央的领导，一个是冯文宾是书记，那是老红军了，红军中最年轻的一个，一个是蒋南翔，知识分子，清华大学时代的北平的市委书记吧。再一个廖承志，廖承志他主要在青联中工作，他还有别的事情，他一般不到机关来，再一个就是荣高棠，我们的秘书长，内部的事务都是由马仪同志来负责，当时我分配在宣传部，那么这个年的年底我跟我老伴结婚的时候，我们写的报告还是马仪同志批准的。
后来马仪同志在年就调离团中央支援经济建设去了。当时调离很多，你象乔石也是团干部，调到东北去了，马仪调哪儿去了呢，等我知道的时候呢，他已经在国家经委工作，因为他的夫人叫王菊，在平山也算是个老相识了，经常有些来往，有时候过年过节去看看老领导，那么后来这些事情他就通过马仪，这个工商时报才算落地了，经过马仪和李定和荣老板说的事也办成了，所以马仪是由他分工来管工商时报，当时差不多一个礼拜，要去汇报一次，他在国家经委大办公室里头，那时候对我非常信任，我有什么事情我就打电话给他汇报一下，有时候需要写一个什么材料还得当时批一下，这事情就成了，当时非常怎么说呢，像个特区似的，特区特办的性质，这么一种情况下干的事，包括人事的任免，中层以上的任免，包括其他的大小事情，经过马仪一批，后来我们和香港民报谈合作，谈了要送出版署批准，那么通过马仪当着我盖了一个戳，送到出版署，出版署很快就批了。
萨拉热窝老城
马仪为工商时报尽了最大的心，负了很大的责任，包括后来有人告状说余萍海是美国的战略情报特务，当时把我和彭波找去了，对我们很信任，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把这事说了一下，他说你给我们写个材料，当时彭波又写了个材料给了马仪，马仪送给了兆国，兆国就批了几个字“不知情不为过”，因为对余萍海我们也不了解，当时中央也没有明确说不能与外资合作，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事情后来没办成，可是马仪这时候为我们承担了一些责任，我估计在工商时报到年，我在那儿已经是风雨飘摇的时候吧，马仪还是很坚定，他说他可能还要干一届，如果马仪同志能够干一届，我想工商时报还不能有这么一个结局，那后来他没有干成，我这个副秘书长也在那次会上也落选了，马仪同志也离开了工商联，工商时报原来那些东西就结束了，所以后来我一直没见到马仪，我总对他有点负疚感，我觉得我给他招来了麻烦，他离开工商联是不是和我有关系，我也不清楚，很可能有，因为工商时报的老丁，和一个美国情报特务谈合作，这尽管兆国有批示，但下面传起来，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共产党干部就怕两条，一条怕政治错误，马仪同志给我说这可是政治性的问题，一个就是非组织行为，搞什么抗上的事情，我把这两性都摊上，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失去了统战部的信任。
孙孚凌
第三个是孙孚凌，孙孚凌是个民主党派，是一个非党领导，他大概在解放初期就是一名年轻的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他主要是北京的，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天津，上海人力量最大，以荣毅仁他们为代表了，天津呢力量也不小，后来也是出名的企业家去世比较早，再一个是北京，再一个是重庆，重庆还有一批，像胡志昂，那么孙孚凌像北京市里那么一个领头人物，这人非常好，他让我在办工商时报的时候，我们好多事情通过主席办公会，主席办公会，荣毅仁不大，从来没见到，由他主持的，在主席办公会上讨论是非常开明的一个人，他对工商联出这张报纸也很兴奋，也很高兴，因为说实在的，工商联过去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算太大。所以有了这个报纸以后，不管办这个报纸很快就几千份，甚至到上几万份，甚至几十万份，那是工商时报，工商联办的，实际上扩大了工商联在社会上的影响，我跟孙浮凌的工商联代表团出过一次国，就是到新加坡开全世界的华商大会，我们到了国外，我们都带了很多工商时报的报纸，在有关的和当地的华人接触的时候，或者华人商会接触我们都送他们报纸，通过报纸呢，让国外的华人侨胞知道工商时报是怎么回事，我当时也替工商联争了光，所以他对工商时报的事情基本上都是由李定同志和马仪同志来负责解决问题的，在讨论工商时报的那些会，整个办公会上，孙浮凌还是很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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