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人类社会，养老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现在大凡提到养老，首先想到的第一责任人，就是子女后代。“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那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子女为了报答生养之恩，赡养父母，孝敬父母，是为人的本分，也是当晚辈的义务。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解放前。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父亲参加过支前，为解放军抬过担架，送过军粮。顶着风霜雨雪，冒着枪林弹雨，一走就是连续几天十几天的行军路程！母亲则与村里的妇女一起，为解放军推磨碾米，一次就是几百上千斤的面粉！解放以后，他们在生产队里劳动，除了养活全家之外，打下的粮食，首先是扬净晒干，到粮库去交“爱国粮”。粮食就是他们交给国家的税赋。这些粮食，一是提供给城里的居民以饱腹，二是贡献给国家制造工业用品。那时有一个名词叫“剪刀差”，是说农民交的粮食便宜，而他们买到的工业产品却很贵，包括化肥农药，价格都偏高。父母亲不懂这些，他们只知道拼死拼活地干活，毫无怨言。他们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他们的贡献也只能到此为止。
他们老了。不能劳动了。然而他们还活着。活着就要穿衣戴帽，吃饭睡觉，身体有病时还得打针吃药。谁来管呢？儿女们。或者说，主要是儿女们。虽然现在政府给予老年人每月几十元钱的生活补助，但说实话，这点钱远远满足不了日常的开支需要。这时候，子女的孝顺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但要让父母吃好穿好，还要不惹他们生气，使他们心情舒畅，安度晚年。
现在我要问：如果子女不孝顺怎么办？其实也是有办法的。这就是社会保障。如果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即便是子女们不孝顺，父母的晚年至少在物质生活上可以无后顾之忧。这一点，我们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比如美国，养老金制度已经有了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实施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使养老问题更加社会化和正常化。老年人根本不用为生活担心。赴美访问学者程宏先生曾讲到一个事例：一位无任何收入的移民老人，虽然与属于中产阶级一族的子女住在一起，但照样获得每月美元的社会救济金。而政府在审批救济金时，并不考虑子女的经济收入（《横看竖看美利坚》第99页）。这在我国，不仅与法律规定大相径庭，而且与我们的传统社会伦理背道而驰。然而这样的生命和生活保障，却很直接地、很周到地给予了老年人优裕的晚境。
其实在我国，不但自古就有尊老养老的传统，而且建立过很好的养老制度。到西周时，已经有了臻于完善的法规。《礼记·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明确规定，由地方或国家以年龄大小分别承担养老责任，不仅中央义不容辞，地方也责无旁贷。凡年满五十的养于乡遂之学，年满六十的养于国学中的小学，年满七十的养于国学中的大学。一句话，凡是进入老年行列的，统统由国家供养起来，而且年龄越大，享受的待遇越高。可是，随着朝代更替，岁月流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老的担子却渐渐转移到了子女的肩膀上。
子女当然要孝顺父母，然而“孝顺”也有个次序问题：首先是国家，要给老年人提供有效的保障。胡适之先生说过:“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论承继之不近人情》）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就是人民的儿子。既然一个人在青壮年为建设国家出了力，为“抚养”社会做出了贡献，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孝敬”他们也应是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将主要责任推给子女。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保障，其次才是家庭的操持和子女的孝顺。如果说政府对老人的赡养是雪中送炭，那么子女对老人的孝敬就是锦上添花。子女们的经济负担减轻了，他们对于父母的孝顺，就会更多地集中于精神层面，去关爱老人，愉悦老人。老年人这样的晚年，才称得上是幸福的晚年。
所以说，养老既要靠小家，更要靠“大家”，而国家，无疑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家”。（《中老年时报》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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