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弘一大师居于厦门南普陀助瑞今法师调整养正院教学。四月受青岛湛山寺恭请，四月二十日抵达青岛讲律弘法。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军侵华。青岛形势危急。大师教导僧众：“念佛不忘报国，救国不忘念佛”。随即上海爆发八一三战事，大师不为避难他适所动，手书＂殉教＂二字于座右。九月二十日，辞别湛山寺至上海租界与夏丐尊居士小聚二日，九月二十七日至厦门。当时厦门也战讯频传，众人劝请大师移居内地。大师说倘值变乱，愿以身殉，题＂殉教堂＂于居室。古人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年元月十九日，厦门战讯稍缓才移居晋江草庵。同年七月丰子恺先生从桂林来信，要请大师至后方避难。
弘一大师座下：
久不奉候，不谓今日在此寄书也。厦门近况如何？寺中能否安居？至深切念?恺於石门湾失守前一日率家族老幼十人逃出战区，至桐庐，与马一浮先生同居桐庐乡间，凡三星期，寇又犯杭，富，恺力劝马先生同行，未蒙允许，逐先率眷南行；阴历年底始抵江口萍乡，依旧友萧君居一个月，前日又离萍乡，乘舟赴湘，擬今眷属，居於湘潭，自赴长沙开明书店。今日舟次醴陵，遥念东土，逐作此书，收到后……，擬即在湘作客，且邀马先生同来也，夏先生仍居上海租界，未有来信，开明滬厂被焚，残局移在汉口，但营业停顿，战期中未能展开耳。
草此肃请
崇安
弟子丰子恺叩上
三月五日夜船中
（此信当时刋于泉州报刋上，呼吁国民，国难当头，应参军救国。）大师回信说：＂?世寿将尽，犹如夕阳，殷红绚彩，瞬即西沉……＂10月大师至安海水心亭书“最后之胜利”五字预言，意味深长。因为抗战时期的口号是全国各地不论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奋起抗敌，争取最后之胜利。然而遗憾的是大师于年九月初四日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
弘一大师爱国爱教，与当时共产党创办的《救国时报》为国为民的精神相一致。
引载自《革命文物》年5期作者张报参加救国时报的回忆。
几次看到报刊上提及《救国时报》，引起我对自己参加《救国时报》工作的回忆。时隔四十几年，当时的事情，有些模糊了，有些还是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年,我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结业后,被派往苏联南方城市哈尔科夫一座拖拉机厂去体验生活。当时,我满以为自己将来要做个祖国的工业建设者。可是,到年初,忽然接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电报,要我立即回莫斯科。我赶回莫斯科后,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廖焕星同志对我说:为了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代表团决定在巴黎出版《救国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决定派我做该报編辑。此后不久,我和其他同志就开始了《救国报》的编辑工作。
当时,我们祖国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继吞并我东北四省之后,又进而侵略华北,妄图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我们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断向蒋介石国民党发出停止内战、团结对外的号召。可是蒋介石却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对敌人步步忍让,对共产党和爱国民众进行血腥镇压,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接连发动“围剿”。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开始长征。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迫切需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觉的政策,进一步唤起民众,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但是,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一种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报纸,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由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组织一个不公开的班子,负责《救国报》的编辑工作;同时在巴黎组织另一个班子,负责《救国报》的印刷和发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救国报》经法国当局立案批准,我们就开始了正式的编辑工作。我们把稿子编好,把校样校好,打成了纸型,用飞机送往巴黎,交给巴黎的班子印刷、发行。年5月,正是中央红军转战长征途中的时候,《救国报》创刊号出版了。因为它是在巴黎印行的,所以人们一直习惯地把它称作“巴黎救国报”。
《救国报》顺利地出版了几个月。到10月底,正要发行第16期的时候,忽然接到法国当局的通知:经阁议通过,停止邮寄《救国报》。据了解,这是国民党当局捣的鬼。原来,《救国报》在国内各地发行后,很受各界同胞的欢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目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当局对此感到如芒刺在背,于是命令它的驻巴黎使馆向法国政府提出停止邮寄的要求。这事发生时,吴玉章同志刚被派到巴黎去加强《救国报》的领导。他立即和在巴黎的同志们向法国当局据理力争。奔走近一个月,没有效果。后来,他们接受了法国共产党同志们的建议巧妙地利用法国政府自来标榜的言论出版自由,把报纸改名为《救国时报》,重新申请立案。法国当局也就批准了。于是在《救国报》停刊一个多月后,同年12月9日,《救国时报》创刊号又开始问世。其实它就是早已排好的《救国报》第16期。《救国时报》好比经过火烧的金凤凰,显得更加绚丽多采了。
《救国时报》及其前身《救国报》的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的中文部内,有主编一人,编辑六、七人,技术编辑、校对、干事和交通联络员等各一人,总共十几个人。最初担任主编的是廖焕星同志。不久,李立三同志继任主编,焕星同志仍留做编辑。在立三同志的领导下,编辑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每期报纸的重点和内容以至版面安排,都在编辑会议上讨论决定,分工负责,限期完成。每个编辑,除编辑新闻稿件外,有时还要担负撰写社论和专文的任务。我也写过社论,还用“莫国史”和“学涵”的笔名写过文章。记得起来的有《国民大会必须是救国大会》《九·一八五周年时日寇的进攻》等。现在看来,文笔并无惊人之处,但当时确是满怀激情、废寝忘食地赶写出来的。
随着报业的发展,编辑部的工作日益繁忙。《救国报》创刊时是半月刊,很快就改为周刊。《救国时报》开始时也是周刊,大张四版,周而复始,一般还不算太忙。后来改为五日刊、三日刊,有时甚至是双日刊。加上时常增出纪念特刊,如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一周年、十二周年;纪念“三八”十周年;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一周年;悼念鲁迅先生逝世;纪念“九一八”五周年等等。因此不仅周期缩短,而且篇幅大增,有时一期竟达三大张、十二版。在这种情况下,常要加班加点,一个人要顶几个人用。编辑人员除了编稿件、写文章外,还得看清样。每期报纸在打纸型前,我都要到“火星”印刷厂去,把清样从头到尾仔细校对过。有时要从傍晚一直校对到次日凌晨。其他同志也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懂得,为了促进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无论怎样辛苦都是值得的。大家始终情绪高昂,每一期都是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巴黎的印刷发行班子约有十人左右,都是旅法的中国同志。他们除负担印刷、发行工作外,还要担负处理读者来信、对外交涉等事务。有时他们根据需要,通知我们编辑部留下一定的版面,以便他们刊载当地华侨的消息。在巴黎工作的同志,同样是辛苦的。他们克服经费不足和报刊检查等重重困难,使报纸的发行量由最初的五千份猛增到两万份。在国内,除销行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外,边疆城市和小城镇也有不少读者,而且每份报纸常有许多读者争相传阅。在国外,它的销行范围遍及四十多个国家。
《救国时报》的中心内容是抗日救国,有社论、评论、祖国要闻、国际要闻、重要文件转载、华侨生活、文艺阵地、读者来信等专栏。
在祖国要闻栏里,我国三十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我党对这些事件的立场、观点、政策和相应行动,都得到了反映。如红军长征,年我党提出的、由宋庆龄先生等人公布的救国六大纲领,年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爱国运动,年西安事变和我党主张和平解决的正确政策,年我党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而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中共关于“七七”事变宣言等等,《救国时报》都以醒目的标题和显著的地位加以宣传和介绍。《救国时报》还以大量篇幅刊载有关东北义勇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消息,东北抗联成立和扩大的报道,以及他们写来的通讯。此外,作为国外出版的报纸,理所当然地也经常发表国外华侨的消息,特别是他们的爱国义举。
在国际要闻栏里,除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外,着重报道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对阿比西尼亚反抗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和西班牙的国内战争,都给予很多篇幅。有时还配以社论或短评,把这些斗争同我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联系起来,得到互相鼓舞的效果。
《救国时报》除了发表我党革命前辈如陈潭秋、吴玉章、陈云等同志的文章外,还刊载了许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来稿,如何香凝、陶行知、陈铭枢、方振武、王造时、胡秋原等人的文章或诗歌。还发表了许多漫画,其中大都出自党外艺术家陈杰克(参加过福建人民政府的抗日反蒋人士陈友仁的儿子)之手;有一幅意在唤起“东亚睡狮”的“飞狮图”,是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画的。年,“七七”事变的炮声,成为全国性抗战的起点。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内已有条件公开出版抗敌报刊,《救国时报》的历史使命,就此基本结束。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决定把《救国时报》于年初搬迁到美国纽约,与我党领导的《先锋报》合并,仍以《救国时报》的名义出版,以海外华侨为主要读者。年初,因为许多编辑和工作人员纷纷回国参加抗战,纽约《救国时报》也宣告停刊。
《救国时报》从创刊到停刊为时不过三年多。它在极困难的时刻,挑起了极重的担子,在宣传和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战收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了一定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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