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的《舆论学》问世，书中第一章提出了“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图画”等概念，意为媒介舆论构建了“拟态环境”，公众主要从媒介提供的“拟态环境”中获取信息，这一过程取代了公众从自身体验获得的认知。这种观点可以称为议程设置的前身，《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一书中便宣称“李普曼是现在我们简称为议程设置理论思想的先驱”。
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新闻学院的两位教授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Show）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普希尔（ChapelHill）展开研究，即为著名的“教堂山镇研究”。他们用实证方法证实了媒介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基于这样的研究结果，年麦库姆斯和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形成。
自年“议程设置”一词被提出至今，各国传播学者针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议程设置理论也随着不同时代媒介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1.传统议程设置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和传播学者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Berels）等人在美国俄亥俄州伊利县，开展了一项有关大众媒体传播效果的研究，被称为“伊利县研究”（ErieCountyStudy）。他们发现，大众媒体并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观点。这一成果使得学者对大众媒介传播效果的研究进入了“有限效果论”阶段。
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大选期间开展“教堂山镇研究”，却发现在外交政策、法律与秩序、经济、公共福利、公民权利五个议题方面，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相关，议程的显著性从媒介转移到了公众。这一发现随即颠覆了大众媒体的“有限效果论”，针对媒介效果的传播学研究再次进入了“强大效果论”阶段。
此后，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例如年夏洛特美国总统选举研究，同样发现了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之间的显著性转移，即“媒介影响人们想了什么”。传统的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都主要针对某一客体，因而又被称为客体议程设置，亦即“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一阶段”。
2.属性议程设置
随着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美国政治学者山托·艾英加（ShantoIyengar）和唐纳德·金德（DonaldRayKinder）在一项关于电视议程设置效果的研究中发现，电视对某个议题的不同框架“会对公众理解这一议题的价值倾向产生影响”。
随后，在年美国总统提名竞选中，有学者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中鉴别出28个针对总统候选人的属性类别，通过后续研究，确定了“候选人发放的新闻稿对新闻报道的议程的属性议程设置的影响”，并在德克萨斯大学举办的议程设置理论研讨会中进一步确定了属性议程设置的影响。
这一阶段通过各国学者在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能够发现，大众媒体不仅影响了“人们想了什么”，而且会影响到“人们如何去想”，议程设置理论进入第二阶段，即属性议程设置阶段。
3.媒介间议程设置
20世纪80年代之后，传播学者认识到了“媒介设置了公众议程”，那么“谁设置了媒介议程呢”。年，美国学者瑞斯（StephenD.Reese）和丹尼利恩（LucigH.Danielian）通过研究年至年间的美国禁毒战役报道，发现了“精英媒介机构能够影响其他媒介的报道议程”，即“媒介和媒介议程之间存在相关性”，称之为“媒介间议程效果理论”。纽曼（Newman）等人也提出了媒介间议程设置的“共鸣效果”，意指主流媒体的议程影响到了非主流媒体议程；马西斯（Mathes）等人则提出了“溢散效果”，议程由其他媒体流向主流媒体。洛佩兹·艾斯科巴（Lopez-Escobar）等人发现媒介间的议程设置亦存在两个阶段，属性议程设置阶段和客体议程设置阶段。
在90年代，关于媒介间议程设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之间，例如报纸、电视、广播之间。到了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媒体的兴起，学者们的研究对象扩展到了网络媒体。有韩国学者通过研究韩国大选期间其国内的网络媒介报道，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网络媒介间存在议程设置。
在中国国内，关于媒介间议程设置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媒介间议程设置机制效果研究。例如董天策和陈映认为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介间“共鸣”和“溢散”都有所体现，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介间的议程相互影响。阳欣哲（）通过研究《解放日报》和《新闻晚报》受网络论坛影响的议题，发现网络媒介在异地新闻和非限制性议题方面越来越渗透到传统媒体的议题中；张丹丹（）通过研究突发事件中各个舆论场之间的议程关系，发现党报舆论场和网络媒体舆论场往往脱节，市场化媒体舆论场和网络媒体舆论场往往能够共振互动。这些研究都证实了媒介间议程设置的“溢散效果”。段小雪（）通过对台湾大选期间主流报纸和社交媒体的议程进行研究，发现台湾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在对蔡英文形象的构建上存在相关性，先是由社交媒体影响主流媒体，随后主流媒体掌握议程控制权，“溢散效果”和“共鸣效果”兼而有之。此外，媒介间的信息流动也存在中断的情况，这种现象被称为“断裂”。
（2）媒介间议程设置的后果研究，其中以负面效果居多。石义彬（）通过阐释方法，发现媒介间的议程设置容易导致虚假新闻的传播，伤害媒体公信力。张梦雅（）同样提出了媒介间议程设置容易导致虚假新闻的传播，网络议程容易被商业化操控，例如水军横行，由于网络媒体自身的特点也导致事件的传播偏向于碎片化的文本。
（3）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特点研究。以微博为例，杨莉莉（）提出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呈现出了主体多元、广泛、自由的特点，因而导致了网络暴力、虚假新闻的产生。刘竹凌（）提出相对于传统的议程设置，网络媒体进行议程设置的主体、内容和流程都在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了许多网络问题的产生。
总体而言，国内的媒介间议程研究存在数量少且实证研究不足的特点。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媒介间议程设置”，仅能够搜索到9篇相关文献，研究空间还有很大空白。此外，在关于议程设置及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中，国外学者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