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编者按：拜读完蒋元明会长《我编杂文三十年》，短短十小节，万余字，却如品佳酿，醇厚绵长，回味无穷，感触良多。
首先感佩蒋会长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了，事情的脉络还如此清晰可辨，娓娓道来，如叙昨日；其次仰慕蒋会长文字功底深厚，妙笔生花，为我们展现几十年来杂文战线许许多多精彩纷呈、激荡人心的故事；三是敬佩蒋会长为杂文事业、为推动杂文创作、为培养杂文作者呕心沥血，勤勉有为，开辟一片杂文新天地。
于是把《我编杂文三十年》从全国杂文园地“百草园”中摘录下来，并征得作者蒋会长同意，重新编辑登载于耒阳杂文学会 当时主要的困难是不太懂杂文。我上大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好好学习，学完为部队服务，根本没想到将来要搞杂文。还好，想起我当年的系主任李何林先生曾讲过两堂课，就是“鲁迅杂文”。李先生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可以算是鲁迅的学生，后来成了鲁迅研究专家。李先生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据说是老校友周恩来总理点的名，后来鲁迅博物馆成立，又调他到北京当馆长。
李何林先生家住北京史家胡同，离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报社不远。拜访李先生时，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多读书”。当时手里正好有上大学时中文系编的《鲁迅杂文书信选》和《鲁迅杂文选》两本书，我便临时抱佛脚，先“恶补”一番。后来有朋友介绍，又买了一部精装本的新版《鲁迅全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花巨资购买的书籍。几个月的时间，除了上班就是通读鲁迅杂文，从鲁迅第一篇杂文读起，一篇一篇地看，边看边作读书笔记。好在那时年轻，精力充沛，心无旁骛，我把多篇杂文认真通读了一遍，对鲁迅杂文有了基本了解。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恶补”之后再编杂文来稿，好坏优劣心里就有谱儿了。加上当时正值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人们的热情如火山爆发，杂文正当其时，各地来稿踊跃，尖锐泼辣有见解的好文章也不少，所以工作干得痛快淋漓，自我感觉还不错，总算站稳脚跟了！
（三）
“逼上梁山”勤奋写作
顺利过了第一关，接着难题又来了。从事报纸工作，新闻要新，评论要及时，副刊虽有其特殊性，但有时也要配合当前形势，特别是最新的政治形势和最新发生的大事件，小说、散文一般来不及，但“轻骑兵”杂文却因短小快捷，能冲锋在前。上级下达了指示精神，前面的评论版要发声，后面的副刊也不能失语。有时杂文第二天就要见报，作者来稿里肯定找不到，组稿也来不及，那就只能靠编辑自己操刀。诗人、散文家、杂文家田钟洛（笔名：袁鹰）当时担任文艺部主任，分管副刊，写杂文的活儿就派给我了：“加个班，辛苦一下吧。”领导一句话，那就是命令。可是写稿和编稿不是一回事，就像评球和踢球截然不同一样，你可以评得头头是道，谁踢得好谁踢得差分得一清二楚，可让你上场去踢踢试试？接了活儿就如同接了个烫手山芋。在老同志看来是小菜一碟，可当时在我这个新手眼里，那就好比老虎吃天！
好歹自己上过大学，也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作品，说什么也不能打退堂鼓。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写写改改，总算把稿子弄出来交了差。这样被逼了两三次以后，觉得如此“被动挨打”总不是办法，必需主动出击。正好那时《中国青年报》复刊，一个叫华韬的老编辑写信约稿，我马上就答应了。想当年阿Q在“供状”上画圆圈时，因手一抖没画圆而感到羞愧，死到临头关心的却是圆圈，真是何等愚昧！而如今有的青少年，犯了死罪却对法官说，我已交待清楚了，该放我回家了吧。由此完成的杂文《从阿Q画圆圈想到的》，揭示“愚昧——堕落——犯罪，是‘四人帮’横行时一部分青少年滑下去的轨迹”。接着我又写了《有志不在文凭》，劝慰那些高考落榜的青年走自学成才之路。华韬先生回信说：“《有志不在文凭》小样送上……上次阿Q文稿费不知收到没有?”写稿、练笔，还有稿费，我的写作热情自然高了不少。那时，各家报纸最缺的就是杂文——老的杂文家尚心有余悸，“三家村”厄运记忆犹新；年轻的作者一时半会儿还接不上，我那点水平也就凑合用了。当时的《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都是我重点投稿的目标，以后又扩大到《新观察》等刊物，且越写越顺，越写越多。经过这番苦练，回头再给本报写稿，就不用等领导“逼”了。
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中，中国队输给了原南朝鲜队，且输得很惨，引发各种议论和猜测。当时有评论说是骄兵必败，也有说是急中出乱。我却注意到一个信息，外电报道说中国女篮很爱看电影，深夜还在看电视；中午不休息去逛街；决战前夕的周末，原南朝鲜队作热身运动，而中国女篮却去海洋公园游玩；回国的行李之多，远超预算，如此等等。带着“究竟中国女篮败在谁手”这个疑问，我一气呵成《球究竟输在谁手?》这篇杂文，“出国比赛、交流、参观、考察，本来天经地义，但是趁机捞一把，却成了近一两年来一些人的追求向往”，各种名目繁多的出国团，大把大把地花掉了国家宝贵的外汇。输了篮球比赛，最多不过少得一块奖牌，而“在当今整个世界比赛场上，如果输了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时间，那失去的将是一个国家的地位，一个民族的希望”。此文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对当时国内出国乱象的批评，相当尖锐，对体育界更是当头棒喝。
笔耕不辍，终有所得。两三年下来，一部《嫩姜集》即将问世。我特邀李何林先生写序，先生很高兴，似乎学生总算没给他丢脸。“《嫩姜集》的姜是嫩的，但它‘味辛，微温’，可以治胃病、助消化、祛风邪；酱菜店里的姜芽确有这种功效，吃起来有些辛辣，吃下后，胃里确实感到舒服，气顺开胃，食量大增，身体逐渐好起来”，这也符合鲁迅“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李先生的这番鼓励，更坚定了我在杂文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因为编杂文、写杂文，年，曾经的两位“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蓝翎还为我的第二部杂文《晨曦集》欣然作序。他那一手漂亮的行书我一直珍藏至今。他们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师长、朋友，我永远怀念他们！
（四）
以名家为师学众家之长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编辑完全是替他人“作嫁衣裳”。这话没大错，但也不尽然。蓝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调来人民日报文艺部，被错划为“右派”后离开报社，粉碎“四人帮”后又重回老单位，分管文艺评论。他告诉我，他曾在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岗位上站过第一班岗，所以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坐一坐，聊聊天。他说，当年杂文被视为人民日报副刊的灵魂，分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同志亲自开列杂文作者名单，包括郭沫若、茅盾等一批著名作家和学者，他就照着名单去约稿即可，完全“不差稿”，这令我十分羡慕。后来，田钟洛（袁鹰）主任也给我开了一张杂文作者名单，全是名家，让我抽时间去登门拜访他们。
我第一次拜访余心言（本名：徐惟诚），他当时是北京日报总编辑，看上去是一个颇严肃的人，一谈到杂文就有了共同语言。也许是写惯了“青年修养”杂谈的缘故吧，他的文章属婉约派，善娓娓道来。编辑如要修改他的作品，也不必与他商量。从总编辑到市委宣传部长，再到市委副书记，最后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但从他的文章中没有看到脾气也随之增长。记得有一个年轻的杂文作者写文章“刺”了他一下，他知道后，就与我们商量，想请这位作者一起吃个饭，大家聊一聊。在一个清静的小饭馆里，五六位杂文作者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最后老徐悄悄地去结了账。我这才突然发现，他的秘书、司机都不在身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老徐调到中宣部工作，官大了，工作忙了，杂文大概也顾不上了。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是请我去他办公室聊聊。我说，您都当部长了，哪还有工夫闲聊。他笑着说，当部长就不要朋友了？他派司机接我到他办公室，刚坐下，贺敬之进来谈事，他把我与贺各作了介绍。贺敬之曾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自然是我的前辈，当时他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有一次，在杂文朋友相聚时，我说要感谢老徐曾经对人民日报杂文的支持，他却沉下脸来说，不是你们要感谢我，是我要感谢你们。当初人民日报每刊登我一篇杂文，就有人质问为什么要发余心言的文章?是你们支持了我！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传他“左”，有点靠边的味道，但人民日报副刊依然刊发他的杂文，他心存感激。我当时在报社也受到一些责难，我回答说，上级有文件点名不发他的文章了吗?作为编辑，只看文章质量，不分作者左右。
严秀（本名：曾严修），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老革命，四川老乡，高高的个子。我们见面一聊，就倍感亲切。严秀先生先是我的作者，后来他担任《中国新文艺大系——-年杂文集》主编时，把我也拉进去当差，协助跑跑腿、复印材料等，属于北京片区的编辑团队成员。老先生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八个选区，每个选区二三十人不等，设组长、副组长，最后所选作品都集中在他那里，他将几千篇作品摆放在大床上，每篇都认真审读两三遍。考虑到我是人民日报杂文编辑，他也让我帮忙推荐全国的作者和作品，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作品。
“《嫩姜集》收到，已读完。我意几个老作家如秦牧、陶白、赵超构、冯英子等要大增，不然全书无骨干，撑不起来。但中青年之勤于写作者也应较大地增长，不然，我这个主编就成了一个向后看的人，不知发展新生力量了。”为了编好这部集子，严秀和我这样一个小编辑就通了数封信，唯恐因疏忽漏掉好作品。还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人问道，余心言（徐惟诚）偏“左”，还选他的作品吗？严秀当即回应：余心言是写杂文的，为什么不选？最后余心言有五六篇作品入选。对于错划过“右派”的严秀先生这种大家风范，事后我写了一篇《严秀其人也怪》，以表敬意。严秀的作风和文风，包括他书写的字，也如同刀枪架上的武器一般，自带着一股豪放之气。
拜访唐弢先生之前，我给他去了一封信。唐先生回信：“手书谨悉。我因拔牙，连日又值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开会，迟复勿罪。”并说还要去青岛参加一个会，“光临极表欢迎，只是时间匆促，延至8月初如何?”落款为年6月28日。9月3日又来一信，说是“打了5个电话，4个占线，一个无人接，也许跳到别的线上去了，所以还是写信”，称这段时间在家，欢迎随时光临。仅一次简单的见面，唐先生就写了好几封信，还是漂亮的钢笔“行书”，这令我很感动。待到一见面，才知道唐先生是一位个子不高、谦逊和善、笑容可鞠的老者。他拉着我参观他的书房，介绍他收藏的那些宝贝，谈笑风生，如故人一般，丝毫没有大学者大作家的派头。
当年的一个小伙计，靠自学成才，与鲁迅有缘，成了一代学人，自有他过人之处。唐先生还期盼有生之年能完成《鲁迅传》的写作。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就把约稿寄给了我，见报后特来信表示“谢谢”外，还讲到臧克家等多位朋友看到文章后给他打电话，称赞“反应相当大”。唐先生学问有多大，当时我还没有资格去评价，但他人品之好，我却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也许是得了鲁迅爱护青年的真传吧。
除此之外，北京的刘征、邵燕祥、柳萌，上海的林放、柯灵、郑拾风、冯英子、何满子，广州的秦牧、老烈、章明，杭州的黄源、史莽，锦州的高深等杂文名家，为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的繁荣给予了热情支持，付出大量心血。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获益匪浅、终身受用，可惜他们中有的已作古。如今每每再读他们的来信，犹如与他们当面畅谈……
（五）
开栏献丑品尝怪味
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创办了一张《讽刺与幽默》报，主要刊登漫画，也有一些小品文，在全国很有影响。先是英韬当主编，后是东北调来的徐鹏飞接任。鹏飞和我与共和国同年，有不少共同语言，杂文的特点也是“讽刺与幽默”。
前后，外面一家报纸约我开了一个“老话说”杂文随笔专栏，借文学名著中的人和事说开去，比如贾母选接班人，曹操与刘备的求才术，孙大圣像知识分子吗?等等，每周一篇，还要求配漫画，于是请鹏飞帮忙，他的漫画给我的“怪味杂文”增色不少，反响不错。这部分杂文成了以后《怪味品书》集的主要内容。
后来，鹏飞干脆邀请我在《讽刺与幽默》报上开专栏，取名“一味斋”，我写三五百字的小品，他配幅漫画。因为描述的是生活中的趣事，短小，加上漫画，颇受读者喜爱。比如《一勺红烧肉》：食堂师傅对厂里分房有意见，对厂长说，自己和另一个工人条件差不多，分的房却差远了。厂长问，怎么差了，不都是两间吗?食堂师傅讲，我的两间四五十平米，他的两间六七十平米，能不差吗?中午吃红烧肉，打菜轮到厂长时，大师傅一勺下去，提起来三晃两晃倒进厂长碗里。厂长一看，除了骨头就是汤，说：怎么回事?大师傅满不在乎：不都是一勺嘛！
“一味斋”让人一乐，给人一点回味，一写就是两三年，在报社内外都有那么一点影响。
年，人民日报社让我率一个16人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出访欧洲，二十几天，走了近十个国家，记了3万字的日记。后来，在报社国际部副刊当主编的黄其祥同志，希望我在他们副刊上开个专栏，写点国际随笔。其祥兄是和我一起进报社的“十八棵青松”之一，热心肠，善于张罗。我说自己出去没几天，蜻蜓点水，就别在你们这些国际专家面前献丑了。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也没当真。哪知过了没几天，其祥再次提起，说你是搞文学副刊的，角度不同，文笔也不一样，一本一本的书都出了，开个栏还不是小菜一碟？我心想，中国第一大报，上千的笔杆子，藏龙卧虎，还没听说谁在本报开个人专栏呢。再说，让搞文艺的去谈国际，不是有点开国际玩笑吗?但看其祥兄很认真的样子，我只好说试试看。
“十八棵青松”(部分)
前排：左一赵绍棣、左三龚达发、左四郭伟成、左五蒋元明、左六谷嘉旺、左八张书林
后排：左一张金江、左三刘国昌、左四黄其祥
《我看北约总部》：“这儿竟然没有一个守门的哨兵，只有一个‘看门大爷’，负责起落的横杆。往里看看，除十几面飘荡的旗帜，也没见一个兵丁，更不用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难道这就是那个指挥攻打伊拉克的北约总部？这就是那个发动轰炸南斯拉夫的最高司令部？还是那个指挥‘误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的罪魁祸首？千真万确！感觉有时会是错觉，事实才是真实的……”写好送黄兄过目，他看了点头一笑。见报了，排成楷体字，跟文艺副刊发的杂文差不多，再加上徐鹏飞配的漫画，比较显眼，当天没听到什么差评，心里松了一口气。接着第二篇《拿破仑有多高？》，当天下午的编前会上评报，听说被重点揪出来点评，说是别有味道什么的。只有一米六几的“小个子”拿破仑横扫欧洲无敌手，但滑铁卢却让他彻底玩完。联想到曾经在欧洲勤工俭学、后被美国记者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的邓小平，从领导百色起义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起大别山，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更奇妙的是，拿破仑曾经三起三落，邓小平也是三落三起。不同的是，拿破仑以“落”收场，在战争路上一条道走到黑；邓小平却以“起”谢幕，他一再向世界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待第三篇出来后，报社的专职阅评员就三篇“环球漫笔”写了一篇阅评，给予充分肯定。《小尿童能尿多远》《属狗的皮尔·卡丹》《忧郁的朱丽叶》《站着的凯撒大帝》……国际副刊一周一期，“环球漫笔”坚持了一年多，见好就收了。
专栏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年。当时股市跌跌不休，上海股指从多点跌下来向点坠落，市场一片悲观，股民不断“割肉”离场。我觉得可能会否极泰来，股民不应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于是写了一篇杂感：《坚守樊城抗战到底》，以曹仁坚守樊城，等待援兵反攻为例，阐述“底部离阳光最远，最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最难熬，但曙光就在前面。”文章投给深圳《证券时报》，年3月7日发表时，沪市刚好从点止跌反弹到点，后一路上行，冲到多点。接着又写了几篇“三国股市”。后又盯上北京的《中国证券》报的“股市茶座”专栏，继续“三国股市”：《诸葛亮观大势三分天下》《快刀割肉斩马谡》《热炒短线吕布套死白门楼》《长线投资鲁肃官拜大都督》……一发而不可收。有股民读者怀疑这个“明江”（蒋元明笔名）是否民间炒股高手?四处打听。
（六）
文无定式不断探索
山西教育出版社于年出版了《说三国话股市》，徐鹏飞配图。资深编辑在《内容提要》中介绍：“这是一部集文学、历史、哲学，由小见大、亦庄亦谐的随笔集。说的是三国，话的是股市，贯穿的正是一串借古喻今、谈天说地、说书道理的色、香、味俱全的‘糖葫芦’。”年5月，在井冈山第17届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上，召集人徐惟诚（余心言）在会上幽默地说，蒋元明炒股赚没赚钱不知道，但把杂文引向股市大概是“第一人”。其实，“老话说”不也是把杂文引向古典文学吗？杂文家刘征如是说：“让古人演今事，诙谐诡异，匪夷所思，而于嬉笑中饱含对世态的幽思。”“环球漫笔”何尝不也是把杂文引向国际旅游？
几次专栏写作，可以说是我对杂文的一种探索。“字可生，画不可熟。”（董其昌语）文无定式，杂文最忌老套。写专栏，使我对杂文增强了自信，也有助于杂文编辑工作。何况，《讽刺与幽默》报和《人民日报》国际副刊都属于报社，也算间接为大报纸服务。社长、总编辑也在送审大样上对我的“环球漫笔”提过修改意见。
重庆有种怪味胡豆，麻、辣、香、甜、脆，颇合我口味。我的杂文集《怪味品书》于年出版了，老杂文家刘征先生在序言中说：“问写怪味杂文之道为何？答曰：没有道便是道。不因袭任何程式和套路，不囿于任何理论和流派，思接古今，神游八表，如犁刀破洪荒之土，如探险入不毛之地如野水之泛滥无涯，如闲云之自如舒卷，而万变不离佛爷的手掌心，那手掌心便是杂文的批评与讽刺的特质。”这既是鼓励，也是鞭策。
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市杂文学会、《讽剌与幽默》报联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怪味品书》作品研讨会，几十位杂文家、评论家和学者与会，他们充分肯定了我在杂文创作上的探索创新。杂文家柳萌还将《怪味品书》推荐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应邀在电台做了一期访谈节目；电台还从书中选出五六篇杂文，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给杂文平添了几分美感。当电台将几千封“子夜”听众的来信转给我，着实吓了一跳，也很感动：那么多的老中青，半夜里还静静地收听杂文，这是怎样的一种渴望！（未完待续）
（七）
金台随感新的征程
《人民日报》副刊杂文，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中断，粉碎“四人帮”后又恢复。到年那场“政治风波”后，又面临考验。当时，人民日报社的主要领导换了，文艺部的主要领导也换了。一些报纸的杂文在悄悄地消失。
“小报看大报，大报看中央。”中央机关报还要不要继续发杂文?杂文容易惹事，领导一般都很谨慎，何况特殊时期，暂时不发杂文，也说得过去。但是，假若《人民日报》不发杂文了，那得有多少报纸会跟进?“文革”没有杂文，若改革开放10年后也没杂文，读者会怎么看?历史将来会怎么说?
原分管副刊兼副刊组组长的部门负责人已“下课”。我只是副刊一介杂文编辑，能量微乎其微。但15年的经营，这份感情和责任还在！我得做点什么。
当时，有一篇来稿《同志颂——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让我心动，文章讲在革命队伍里，同志这个称呼，比什么称呼都要崇高，尊贵，亲切和友爱。但现在这个称呼被淡化了。稿子内容很正面，但可能会有不同观点，如发表会引起争论。我于是大胆给新来的社长写了一封信，附上来稿，先给文艺部新来的主任和分管副刊的副主任看，他们一个是文艺评论家，一个是诗人、作家，均表示支持，然后送社长。发一篇杂文稿要报社最高领导批示，是我从事编辑职业以来还是第一次，算是破天荒了，意图主要是探探风。结果，大领导大笔一挥：可以发表，可以争论！好，“尚方宝剑”在手，杂文可以继续刊发！
《同志颂》见报了，“楷体字”依然还在副刊露面，杂文还在，而且果然引来争议，说是称同志当然好，但见是到小姑娘还是称小姐比较合适，称呼也要看对象。于是又编发了《“小姐”辩》。
围绕“同志小姐”，参加争鸣的稿件就多了。我又选了《也为“小姐”辩》《也谈“称呼”》等几篇稿件，由部主任出头向社长、总编辑书面报告争鸣情况，两位社领导均批示支持继续争论，并指示最后由《同志颂》作者再写一篇文章收尾。（这份文件有幸被保存下来）这场争鸣引来不少读者围观，在报社内部也引起热议。
这场争鸣实际上是一场大战役，其意义主要不在刊发几篇杂文。当时就有一位叫名叫陆士华的杂文作者看出点门道儿：那时“对杂文有些灰心，后看到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杂文未受影响，才重拾信心。这就是你说的风向标作用。”
这一年副刊杂文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显得热闹，年底还结集出版了《同志颂·小姐辨》杂文选。我在《后记》中感慨道：“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从这本书中，读者至少可以了解到杂文界的现状。功过是非，好坏优劣，自有公论。”
年，我提议将《人民日报》副刊杂文栏目，命名为“金台随感”（报社所在地叫金台西路），年底又申请设立杂文“金台奖”，一个季度评一次，颁发证书和奖金，结果都得到报社领导、部领导的批准和支持。从此，《人民日报》副刊杂文，名正言顺，堂堂正正。
“金台随感”发表了不少精品力作，有力地推动了杂文创作。单是我编发的《鼠辈的变异》（作者：刘征）《老鼠的口味》（作者：朱铁志）《“刘邦文化”是什么?》（作者：张雨生）等杂文，先后获得全国报纸副刊金奖和中国新闻奖。
蒋元明副主任主持金台杂文研讨会
从右起：蒋元明、李庚辰、刘征、丁振海、郭运德、张雨生
“金台随感”，事实上成了全国报纸副刊杂文的名牌栏目。
我参与编辑的副刊杂文选《纵横集》《不惑集--人民日报杂文选》和由我主编的《同志颂·小姐辨》《风云变·警钟鸣》《含蓄的褒贬——人民日报“金台随感”杂文精萃》等杂文选集都受到读者欢迎。副刊还举办了“风华杯”“丽珠杯”“成山杯”等杂文征文活动。
当然，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编杂文，不犯政治上的错误，也可能犯技术性错误。好在当时的部门领导奉行一条原则：不惹事，不怕事；出了事，解决事。
我以为，搞杂文，要有正确的理念，大局的视野，还需要有点胆识和智慧。李逵式的猛人，不宜经营杂文。
（八）
杂文天地宽人才不埋没
因为编杂文，我两次差点被调离文艺部。
一次是年4月，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一部分人员为了评职称，脱产补习英语几个月，临时从大报各部门抽调编辑去帮忙。我被派去“言论专访”版，算是“对口支援”，我把我的杂文作者也“带”了过去，言论稿源就充足了，顶了“半边天”；同时，副刊的杂文我照编。帮忙结束，海外版想留我再干一段时间，文艺部主持工作的李希凡表示：还是按当初的约定办吧，不同意延期。过了几个月，海外版主要负责人袁先禄、蒋荫安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当一个版的主编（副局级）。我说，你们得和文艺部去商量。结果部领导不同意。那时，李希凡已调走，老主任田钟洛（袁鹰）也离休。对我来说，能继续编杂文就行了，官不官的无所谓。
第二次是年10月，评论部主任老于（后提升报社副总编辑）到部里来找我谈话，希望我去评论部主持“人民论坛”和“今日谈”栏目。“人民论坛”是中央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