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父母的七个儿女中我最小，但和父母相处在一起的日子似乎是兄弟姐妹中最长的一个。至年我22岁之前，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年期间，我虽然离开了父母，离开青岛，到山东聊城运输机械厂当了近10年的工人，恢复高考后上了学，但在这期间，每年至少有一次回到父母身边探望，无论父母在青岛，还是在山东北镇（如今的滨州市）。从年毕业后回到青岛，在国家海洋局一所我当了父亲的助手。除了与父亲有了大量的工作上的接触，我还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直至父母分别于年和年相继去世。研究父亲，其实并不是我的本意，从某些方面来说，完全是被动而为之的。而把我推向这个过程的，实际上是父亲的同事兼好友王淦昌先生和父亲当年在浙江大学的几个学生。具体说是，原中国物理学会的副理事长李寿枬等人。后来我才逐步了解到，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无意中被卷入了解放后中国科学史的一场争论：1.父亲是否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质疑人是父亲生前的学生许良英；2.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先生与父亲的关系；3.在老浙大人的眼中，父亲束星北的真实人品（他的科学界的学术地位不是我所关心的范围）。这场争论的开始其实是在父亲去世多年以后。这时父亲已经无法出来为自己说话了。每当我想起年母亲去世前，当听说许良英先生的无端猜疑时，母亲眼中流露出来的无奈和气愤，并说：“许良英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的心就在流泪。父亲在世时受了几十年的冤屈，复出后，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从不考虑自己的平反问题，一心想的是如何为了这个国家的兴旺，拼了老命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后人，但去世后却依然被人鞭尸。我在感情上是断然难以接受的。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我只得站了出来。从年父亲去世后到现在的几十年中，我多次前往北京、上海、杭州、贵州等地，采访了很多老浙大的校友们，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现在他们校友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已去世了。为了对得起这些前辈们对历史的责任感，我愿以我所了解到的事实说话，来表明父亲在人格上和科学上的真实品质。因为父亲毕竟是一个一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年后的中国早期的自然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终生的做人的原则，也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历史的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然科学家们的共同特性。对以上几点，由于篇幅太长，我想分为几篇文章来阐述。父亲是否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
文革前，我的中学时期（～）在青岛二中，因为青岛二中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是父亲在山东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当时我偶尔听到一些同学说过我父亲是爱因斯坦学生之类的话。只是在那时谈论这些事情可都是大忌，弄不好这又成为父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罪状，说不定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所以大家根本不敢多说。年恢复高考后，我进入大学读书。在学校期间，有一天我的班主任田老师拿了一张年3月9日的《光明日报》给我看，上面有一篇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田老师问我束星北是不是我父亲，我说是。这是我第一次比较详细地知道了父亲和爱因斯坦的关系。在这里有必要将父亲在《光明日报》的原文展示一下：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束星北
年，我在美国干（堪）萨斯大学毕业了，想跟爱因斯坦学点东西的念头促使我来到柏林。这个时候，爱因斯坦正担任威廉大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兼柏林大学教授。5月里的一天，我去见爱因斯坦。推开爱因斯坦办公室的大门，我就径直走了进去。爱因斯坦当时已是很有名气的大教授了，而我不过是20出头的毛孩子。说实话，在没见过他之前，我对爱因斯坦怀有一种神秘感。但见面后的第一印象，就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爱因斯坦的个子比较矮小，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高大，穿着很随便，领结打的也不够工整。假若不知道他就是爱因斯坦的话，那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见到爱因斯坦后，我先把自己的两篇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下，放在桌子上，问道：“你是哪国人?”“中国人。”我回答说。“噢！中国人。”爱因斯坦非常热情地打量着我。接着，我就向爱因斯坦谈起了自己正在研究的四维空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那时我很幼稚，滔滔不绝地讲着，爱因斯坦静静地听着。等我把话说的差不多了。爱因斯坦开始说话了。他对我说，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他也还没有搞清楚。目前的成果只是个开端，要真正解决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爱因斯坦还对我谈到，关于四维空时的一些观点，也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属于他的老师敏考斯基的。这位敏考斯基是数学家，并不出名，也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就。但他在讲学时曾讲到过四维空时，而这一点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的英语讲的不很好，我的德语讲的也挺糟糕，所以这次谈话是英语加着德语进行的。在谈完学术问题后。我就向爱因斯坦提出了自已的要求，在他这里学习。爱因斯坦表示，这里也没什么好学的，但他还是热情地帮我弄到了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薪水，由柏林大学发给。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在这以后的时间里，我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当时，我对四维空时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这个问题，我同爱因斯坦讨论了好几次。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爱因斯坦叫我确认，因果律不能颠倒，时间不能倒回去，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回想起这些教诲，我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因为这些教诲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这以后写的一些论文，实际上也是受之于爱因斯坦的这些教诲。爱因斯坦是不善于言辞的，也不太爱讲话。但讨论问题时，他那谦虚热情的态度，却使我永远难以忘怀。有的时候，我也帮爱因斯坦做些事情。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在需要我帮助他做事情的时候，爱因斯坦总是很客气地对我说：“你有没有时间帮我做一做这个工作。”对他的要求我当然是答应的，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好在我的数学和物理基础还可以。能够胜任他交给我的工作。在我到爱因斯坦身边工作后不久，有一次，他请我到他家里吃饭。爱因斯坦的家里很俭朴，只有三、四间房子，那次吃的也是便饭。他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吃过饭后，爱因斯坦拉起了小提琴。他的小提琴拉得不坏，从琴声中我似乎听出，他的心情是忧郁的。的确，在那个时候，法西斯纳粹还没有上台，但种族歧视是存在的。爱因斯坦当时是相对论的发明者，获得过诺贝尔奖金，但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些德国同事表面上对他尊敬，实际上却在底下孤立和排挤他。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助做点事情。而那个时代。中国人民也处在苦难之中。正因为命运相同，所以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寄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当时，在柏林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不是学物理的，但出于对爱因斯坦的敬仰，总希望能见他一面。每当我带他们到研究室去的时候，爱因斯坦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他们。我想，爱因斯坦所以对我们那样热情和关心，是与他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分不开的。到了年的上半年，爱因斯坦对我说，现在有些困难，你下半年的薪水我无法维持了。于是，我就离开工作了一年的柏林，到了英国。年，我又来到了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这时，我把自己新发表的两篇论文的原文先后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就给我写了两封回信，对我的论文发表了意见。这两封珍贵的回信我一直收藏着，后来，我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撤退，这两封回信和我收藏的爱因斯坦的一些照片一起遗失在建德了。这件事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象当时那样感到痛惜。编者注：该文由《光明日报》记者宫苏艺采访束星北时，由束星北口述，宫整理而成，由于年久，记忆难免有错，根据档案材料看，时间应发生在年到年期间。）没想到，就是这篇文章，引发了科学史上的一场争论——在父亲去世近十年后。一、父亲去世近十年后，李寿枬和许良英的第一次争论很巧合，争论两方的主角，我都认识，他们也都是父亲的学生。(一)认识李寿枬先生：李寿枬，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副院长），并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核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我认识李寿枬先生，应该是在年10月31日或是11月1日，也就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当时父亲在浙大的两个学生李寿枬先生和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主任胡济民先生（学部委员），从烟台开完会后，到青岛来看望父亲，没有想到父亲刚刚去世。我陪同他们到青岛医学院去看望了父亲的遗容，他们二人深深地向父亲的遗体鞠了一个躬，并说：“束先生，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之后，李寿枬先生就经常与我有通信往来。也经常让我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要求查阅有关父亲的生平有关资料等。年李寿枬先生还给我寄了一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六期，其中有他的一篇有关父亲束星北的文章《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这篇文章的编辑则是父亲在浙大的另一位学生范岱年先生。父亲生前曾经答应过海洋出版社，让海洋出版社出版他的《狭义相对论》，父亲也曾想把他对海洋学研究的心得体会，再补充加入到他的书中，可惜一场风寒，击倒了父亲，他的遗愿没有得到实现。父亲去世后我和父亲在海洋一所的学生们誊写了父亲的遗稿并遵父亲的遗愿，将书稿交给了海洋出版社。但后来由于国内的形势，出版任何书都要有经济效益，所以此书的出版被搁置了近十年。直到年，青岛出版社表态，他们宁可赔钱也要出版《狭义相对论》一书。但当时青岛出版社的编辑们，没有懂理论物理学的，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的誊写稿，错误肯定不少。对父亲原稿的校对则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因此我不得不求教父亲的好友王淦昌先生。王淦昌先生立即对我说：“你早该告诉我了！”我不放心地又问了王先生一句：“我不懂，父亲这本书已经是几十年前的工作了，会不会过时了？”王淦昌先生坚定地回答：“经典理论永远不会过时！”王淦昌先生还为《狭义相对论》一书亲自写了序，并为此书申请了国家科学基金。随后王淦昌先生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把李寿枬先生叫到了他家中，让李寿枬负责找人来做此书的校对工作。几天以后，在北京房山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李寿枬先生的家中，他把原子能研究院的韩文述先生请到他家，并当着我的面，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韩文述先生。从此后，我与李寿枬先生有过多次的见面，并一直有通讯来往。与父亲在浙大的学生李寿枬先生（原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二)认识许良英先生：许良英，中国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从年3月父亲的《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以后简称《在爱身边》）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到年10月30日父亲去世前，中间有整整4年半的时间。国内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这篇文章提出过任何质疑。在这期间即年5月16日许良英还曾送给我父亲一套《爱因斯坦文集》，并题词：“敬请束老师指正学生许良英”。他还告诉父亲这是他在被打成右派遣返回老家后翻译的，而且那时期王淦昌先生每月资助他30元。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看完书后，对我及他的学生们讲过：“许良英在劳动改造时间之余，能翻译出这么一卷书，这种精神就应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私下里父亲也对我说过：“要翻译好一本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首先他的专业知识要好、外语要好，而且中文水平也要高。必须经过自己对原文的完全理解，然后用准确的中文表达出来。”父亲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桌子上就放着许良英的书《爱因斯坦文集》。父亲拿起来说：可惜这本书不少地方就翻译得不够准确。父亲又举了一个例子，说很多文章的译文，都是译者一句一句的按字典上的词硬翻译过来的，而不是完全看懂了，理解了，用自己正确的中文表达出来。比如“on”和“up”，在字典上中文的翻译都是“在…上”，但它们却表达的是两个概念，分别是接触和不接触下面的物体。他边说边用手分别做了一个把手贴在桌面上，另一个将手放在桌面上空的两个动作，作了示意。而且父亲一再强调，对于一些专业书，他是从来不看翻译成中文的书的，由于翻译的水平的问题，反而不容易看懂；而看原文，概念就要简单而且清楚的多。许良英先生自己也说过，父亲在亲自给他回信中，明确地表示，父亲对他的《爱因斯坦文集》一书的态度——父亲是“束之高阁”的。对于这一点许良英先生或许始终不明白。但是我很清楚，父亲显然对这本书的物理概念和翻译都有很多不赞同的看法。我并不知道父亲给许良英写了回信，但我知道，父亲出于对许良英的爱护，从来没有在其他人面前表示出对许良英的这本书所保留的意见。《大百科全书》的副总编、也是父亲浙大的学生周志成、吕东明到青岛来看望父亲时（我曾陪同过他们），父亲让他们回北京向许良英转达，邀请许良英到青岛来，说有重要的话对他讲。父亲还让我亲自到北京去找过许良英，对他说：听说许良英当时在搞科学史，父亲表示科学史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年左右，我按父亲的意思到了中关村楼的许良英先生家。开门的是许良英的夫人——她是一个很平和的女人。接着许良英先生出来迎接我了。我们刚说了没几句话，许良英就来了一句：“我经历过了老婆离婚，开除党籍，劳动改造，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下子就替许夫人感到十分的尴尬，我看了她一眼，但她似乎很平静，也可能很习惯了许良英的这种说话方式。我曾听到几个到青岛拜访过父亲的许良英的同学和同事们对父亲说过，许良英的夫人当年和他离婚，的确是从两个孩子的角度考虑的。如果不离婚，他们全家包括两个孩子都肯定要跟着许良英一起回到农村老家去，因此大家对她都非常理解。虽然当时我对许良英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和语气感到不是很舒服，但那毕竟是他的家事。我当面对许良英先生转达了父亲对他的邀请，请他务必要到青岛来一趟，父亲有重要的话要当面对他说。但遗憾的是，尽管父亲一再邀请，许良英先生却一直没有到青岛来见父亲。我想，假如当时他能与我父亲见面，就应该不会有后面因为他武断的猜测而产生的种种风波了。可是，没有假设。在父亲去世后，许良英却武断地猜测父亲根本没有见过爱因斯坦，从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三)李寿枬和许良英的争论：年李寿枬先生写信给我，突然问起年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的详细情况。在父亲的遗物中，我查找到了光明日报记者宫苏艺给父亲的一封信。事后，我去北京《光明日报》社，找到宫苏艺先生，并把他引荐给了李寿枬，李寿枬先生问宫苏艺要了当时他采访父亲的原始记录，并询问了宫苏艺先生当时采访时父亲的详细经过。事后我在年9月看到，江苏省邗江县文史资料会编的《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一书中，我才知道在当时李寿枬先生与许良英“关于束星北究竟做没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一事”所发生的争论。我也才知道李寿枬让我找宫苏艺了解情况的原因。在这本书中，许良英先生的结论是：“我认为年《光明日报》那篇文章是记者凭着一点零星信息，加以捕风捉影臆造出来的。”而李寿枬先生经过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束先生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这件事情，在《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前，他的家属与学生都曾听束先生提到过此事。《光明日报》上那篇“回忆录”，是经过束先生亲自署名的，看来不能说是“记者凭一点零星信息，加以捕风捉影臆造出来的”。以下是宫苏艺先生的回忆：“年是爱因斯坦诞辰周年。年2月6日下午，我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开会，内容是介绍爱因斯坦诞辰中国纪念活动的计划和筹备情况。《科学》副刊编辑组组长金涛建议我约请束星北来写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因为他听说束星北曾担任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并说他现在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2月20日，我到青岛。随后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向办公室说明来意，这时才知道束星北当时并不在所里，而是在几十里外的李村。原来研究所为一批业务骨干在那里开办了“动力海洋学进修班”，束星北是唯一的老师。22日上午，研究所派车把我送到了李村的崂山旅社。好在不远，很快就到。也许是当时正好没有上课，由研究所的人陪同，马上见束星北。我向他说明来意，请他写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束星北拒绝，理由是现在他正在讲课，指导学生，很忙，没有时间。于是我说，如果您没有时间写文章，可以口述，由我记录整理出文字，您再修改定稿。束星北同意。据束美新告诉我，事后束星北谈起此事时跟家人说，一个小年轻从北京到青岛来找我，如果完不成任务，他回去怎么交代。于是，束星北马上开始口述，我记录。印象中谈的时间并不长，可能一个小时左右。下午，我整理出初稿。晚上，把稿子抄出来。23日上午，我把整理出来的文章交给束星北审查，顺利通过。他有没有修改，我记不清了。同时，他又谈了一些第一次谈话没有的内容。随后，我把这些内容补充进去。下午，把这篇文章寄回报社。在旅社，我还曾经到过束星北给骨干们讲课的会议室，看他讲课时的情况。记得学生们说他每天晚上睡得很早，但凌晨就起来备课和工作。束星北夫人也同在旅社，我还同她聊过，但内容没有记录。”尽管许良英先生在下结论之前，并没有向我及我的家人提及此事，也从未与我们联系过，但我还是以为，许良英是对《光明日报》父亲这篇文章的误会，在经过李寿枬先生的调查落实，证明此文章是束星北亲自口述的，而不是宫苏艺编造出来的，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没想到，很快，许良英的质疑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一次，却更加严重地伤害了我们家人的感情。二、《束星北档案》一书出版后，许良英的又一次猜测：年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一书出版后，在全国，尤其是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浙江大学父亲生前的朋友和学生们纷纷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或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他们表示，通过此书，他们才真正了解到父亲离开浙大以后的遭遇。但同时，《束星北档案》出版后，在国内的一些知名媒体上，却出现了几篇对书中内容意见不同的文章。其中，就包括了父亲自年来就没有见过面、生前却一直想见的学生——许良英先生在《科学时报》上发表的《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对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一事，提出了质疑。随后，樊洪业先生也发表了《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以及年12月8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吗？》一文，也质疑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樊洪业是和许良英是相互印证的。他们的依据是许良英的学生胡大年找到的年12月父亲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樊洪业还全文刊登了这封信。这是年我父亲邀请爱因斯坦来中国的一封信（后文中会对这封信有交待），信里的第一句话原文是：ItistoberegrettedthatIhavenothadthechanceofmakingyouracquaintance……对这句话的翻译，他们断定为束星北根本没有见过爱因斯坦，更不用说当过他的助手了。他们认为束星北连爱因斯坦见都没有见过，还想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来，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在有这个“证据”之前，许良英先生认为父亲当过爱因斯坦助手一事，是《光明日报》的记者宫苏艺的杜撰，而有了这个“证据”，许良英则更进一步，认为“这是束星北在晚年人格的扭曲后而编造的谎言了”。他在文章中说：“他被压垮了，心灵不得不被强大的外力所扭曲。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显然就是心灵被扭曲后的可悲的产物。”我们作为束星北的子女，对于父亲是否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其实根本不在意。因为父亲早年曾跟好几个世界级的科学大师，都有过接触，他是不需要借名人标榜自己的。我们介意的是，他们竟会怀疑父亲会撒“这么一个弥天大谎，而且是世界级的”，这是对父亲的人格上的侮辱，也是对父亲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的自然科学家”基本科学品质的怀疑，这是我们家属所不能接受的。我一直想不明白：自父亲年3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到父亲年10月30日去世，过去了整整4年半多。许良英从来都没有对父亲的回忆录提出过任何疑问，而且在父亲的一再邀请下，他也一直没有到青岛来见父亲。为什么会在父亲去世这么多年以后，产生这种奇怪的想法，并且一棍子打在曾经那么想保护他名声的父亲身上呢？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母亲在年去世之前，眼里流露出来的冤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大哥束越新，三哥束庆星以及我，都是不能接受许良英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武断猜测的。我甚至想到了，在解放初期，全国一边倒学苏联时，父亲为何会对许良英说：“你不要做现代的吴三桂啊！”（对于这一点，《大百科全书》副总编辑周志成，在纪念束星北诞辰周年纪念文集《胡杨之魂》一书72页、《难得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家—束星北教授》一文中得到证实。）正是为了还历史一个真相，我义无反顾地走进了研究束星北的工作当中。三、多年来我所做的调查：在我的调查过程中，父亲在浙江大学的很多同事和学生，都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因为他们坚信束星北的为人。尤其是王淦昌先生和李寿枬先生，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和线索，我才能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李寿枬先生生前也曾不无担忧地对我说：“我担心你斗不过他们！”那时我才知道，许良英先生和樊洪业先生都是年后国内知名的科学史家。但我明确地表示：我从来没想过和任何人斗，我只是相信父亲，愿意还原于事实真相，也愿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留下更多真实的资料。(一)父亲是文革后才说的他是爱因斯坦的助手吗？前面提到，我是在文革前，上中学时就听到有同学说过这件事情。仅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许良英说父亲束星北是“文革后心理扭曲”的这个说法，就是站不住脚的。上海浙江大学校友会的杨竹亭先生代表上海校友会的很多校友证明，早在年前，即他们就读于当时在湄潭的浙江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束星北曾经是爱因斯坦助手一事。而且纷纷给我寄来了证明材料。杨竹亭先生手稿中写道：“庆星学弟：关于束老师与爱因斯坦助教关系，我在年住在湄潭分校礼斋六号大楼时,已经听许多理学院的同学谈起了。后来我问过我们的理化系主任朱正元教授，他说有这件事。所以我一直坚信不疑。杨竹亭年12月18日”杨竹亭先生给我的资料中，还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孙沩教授的书面材料。孙教授表示，早在年～年，她在“在浙江大学做学生和助教时，就知道束星北教授曾是爱因斯坦助手一事，他是个从不吹牛的人，再说我们也没把它当回事。”年我在杨竹亭先生家中杨竹亭先生给我的三哥束庆星的证明材料另外，年10月13日，中国海洋大学的王彬华教授当面给我写下证明，他在年～年期间，曾在“国民政府军令部”与父亲共过事。到军令部之前，他在竺可桢当浙大校长同时兼任所长的位于重庆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当时是竺可桢先生动员他去的军令部。竺可桢先生同时还对他讲：“浙江大学的束星北教授也在军令部，这个人很有学问，曾是爱因斯坦的学生，外号束大炮。”我与王彬华教授及他的女儿，桌子上放着王彬华先生亲自写下的证明以及他女儿王立琍的补充以上事实都证实上世纪四十年代很多人都知道束星北是爱因斯坦的学生，而爱因斯坦至年才去世。这充分证明了，束星北是爱因斯坦的学生一事，完全不是许良英先生所猜测的文革后束星北的“杜撰”。(二)程开甲先生对父亲信中的文字的不同解读：年12月17日下午15:00我带着父亲给爱因斯坦的信、樊洪业的两篇文章，以及载有许良英文章的报纸，来到了北京位于国防科工委宿舍的程开甲先生的家（在许良英和李寿枬先生在浙大物理系当学生时，程开甲先生已是浙大物理系父亲和王淦昌先生的助教了）。我简单地表达了对程先生的问候，便提及年父亲给爱因斯坦的那封信。当我问起这些事，程开甲先生说父亲信中提到的有些事情他知道，有些工作他也曾帮助父亲做过，但父亲给爱因斯坦写这封信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我表示不着急，让他留下来慢慢地看。他说他会写下来的。我就离开了他家。程先生还让他的女儿兼秘书程漱玉给我们照了相。我和程开甲先生（持相机者是他的女儿兼秘书程漱玉）12月21日，我接到程先生的电话，在征得程先生同意后，我与《光明日报》的宫苏艺先生一起到了程开甲先生家。只见他的书桌上摊放着樊洪业的文章和父亲年给爱因斯坦的信的复印件以及一张纸，上有程先生自己写下的几点意见。因为程开甲先生曾在浙江大学跟我父亲多年，在英国和我父亲又同是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或许他们的思路是接近的。他亲自在一张大纸上写下他的几点看法：1）关于父亲给爱因斯坦的信，程先生明确地表示许良英的翻译有问题。程先生认为信的第一句话，不是指没有见过，而是指没有机会深交；2）年程先生正在与束先生一起研究相对论；3）程先生推测当时的背景，他认为，很有可能是浙大校长或什么人，让束先生私下与爱因斯坦沟通来华的可能性；4）从年起束星北、王淦昌就带领程开甲开始研究原子弹了，而且非常有把握搞成。那时他们与爱因斯坦几乎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爱因斯坦在给罗斯福的信中，也只是击破原子核。程先生表示，所以才会有年当束星北听说原子弹成功爆炸后时，由衷感慨地大哭一场之事。5）浙大那么多人在40年代都听说过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助手一事，束星北他绝不会说谎，也没有这个必要。程开甲先生随后将他写下意见的那张纸交给了我。(三)贝时璋、王淦昌以及谈家帧先生的证明：贝时璋（.10.10~.10.29）浙江镇海人，生物学家，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年~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李寿枬的建议下，我于年11月26日，上午10:30，与贝濂一起，采访了她的父亲、束星北浙江大学的同事、时年岁、仍健在的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院士。年，贝时璋先生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我与贝时璋先生由于当时已年过百岁，贝时璋先生一般都不见客了。但当他听秘书说，是束星北的女儿想采访他时，他却破例一定要见。贝先生的年龄虽然大了，但他身体很健康，头脑也很清醒。一提起束星北，他很高兴（甚至连他家的阿姨都知道束星北），见到我的第一句话，贝先生就问：“你爸爸妈妈好吗？”我只好打马虎眼，因为父母都已经去世多年了。接着贝先生对我回忆起，他和我父母一起在湄潭的情况。见贝先生的头脑非常清醒，思路敏捷，我便向他问起他在德国时是否认识父亲，以及是否知道父亲与爱因斯坦的关系。贝先生说那时他并不认识束星北。我又问他有关父亲到德国柏林去的问题，贝先生回答说：“那时世界上也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在搞相对论，你父亲既然要搞相对论，不去找爱因斯坦，他从美国那么远跑到柏林去干嘛？有头脑的人都会分析出来的。你可以讲这句话就是我讲的。”贝先生还说，他们那个年代，并没有觉得同爱因斯坦这些人打交道有什么奇怪的，或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年以后，中国和西方这些国家断绝来往后，才觉得稀罕了。从贝先生家出来后，我和贝濂吃了顿便饭。应贝濂邀请，我们一起到书店，买了两本《束星北档案》，贝濂让我签了名给她。年王淦昌先生在明知许良英对束星北先生的猜疑后，他仍然坚决地相信他的挚友同事束星北，在父亲《狭义相对论》一书的前言中，他慷然写道：“他在德国期间，曾任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年，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99岁的谈家桢老先生得知，竟有人怀疑束星北与爱因斯坦关系时，他不顾高龄体弱，断然地给杨竹亭先生纪念束星北的小册子题词：“爱因斯坦的学生与助手束星北教授谈家帧题”。(四)新的发现：年，我见到了许良英和樊洪业先生共同的学生和同事——北京长城战略咨询董事长王德禄先生，他给了我一本书《许良英纪念文集》，其中有一篇许良英的学生胡大年的纪念文章《科学史研究的良心——忆许良英先生言传身教二十余载》。就是胡大年先生，在年在美国找到了年12月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那封信，从而让许良英和樊洪业先生认定，束星北之前根本就没有见过爱因斯坦。但在这篇文章中（本书的第78页和79页），胡大年坦陈：年7月19日，他在柏林洪堡大学（注：年后柏林大学改名柏林洪堡大学）发现了一张束星北在该校的注册卡片，注册日期为年6月19日，专业为数学。束星北是用英文填写的，而一般同学都是用德文填写的。胡大年确认了束星北的确在柏林大学就学过的事实。新的发现让胡大年对自己以及他的导师以前的看法发生了部分地改变。“但十年之后，新发现的证据却部分地改变了我的看法：束先生没有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但他有可能在柏林见过爱氏。”这张父亲亲自填写的学生注册卡，更加印证了父亲在《在爱身边》一文中提到的“爱因斯坦的英语讲的不很好，我的德语讲的也挺糟糕”。正因为当时他的德文水平不行，所以他的登记是用英文填写的。这足以证实父亲年的确在柏林大学。同样也验证了贝时璋先生的那句话：“当时世界上就那么几个研究相对论的人，你爸爸从美国那么远到柏林，他不去找爱因斯坦，去干嘛？”(五)父亲的有关论文中曾提到的，他与爱因斯坦有过交流在李寿枬的文章《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的P36-37中写道：“束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时，他曾将两篇新发表的论文的原文先后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就回了他两封信，对他的论文发表了意见。这两篇论文是哪两篇没有具体说明。现在查到的束先生在30年代初所发表的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刊登于美国《物理评论》36卷页的《爱因斯坦引力定律的非静态解》[3]。该文在《物理评论》上以通信方式发表。年《Sci.Report（ChekiangUniversity）》（《浙江大学学报》）第一卷上刊登了该文的全文。关于这篇文章，在采访束星北的《光明日报》记者宫苏艺的原始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四维空间的一个问题，我想出了一条路子，请教爱。爱说这条路子他走过了，走不通。看来，他还花了不少时间。我还认为对。后来到了麻省理工，我继续做这个工作，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后来，我寄给了爱，爱还认为是个结果。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果。这是三〇年的时候。’看来，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那篇通信就是这里所说的这篇论文。可是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那篇通信只是一个摘要，在国外期刊还未查到该文的全文发表。另一篇是年5月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物理期刊》（J.Math.Phys.）上，题目是“一个有关引力和电磁的理论”[4]。这篇文章稍作修改后又刊登于《ChineseJ.Phys.》（《中国物理学报》）第一卷上和年，《Sci；Report（ChekiangUniversity）》（《浙江大学报》）第一卷上。在《J.Math.Phys.》上发表的论文的文尾，束星北对爱丁顿教授表示感谢。显然，该文是束星北跟爱丁顿一起时，即在剑桥大学时已开始的工作。作者还感谢瓦拉塔（M.S.Valiarta）教授在论文手稿准备中的帮助。该文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刊登时补充了感谢斯特罗伊克教授。瓦拉塔和斯特罗伊克都是MIT数学系的教授。这些说明该文是在MIT定稿和送该校数学期刊发表的。该文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刊登时加了一个注，提到爱因斯坦对其中的一个公式提过疑问，束星北作了补充证明。该文在《浙江大学学报》上刊登时，同样加了这个注，并更明确地提到爱因斯坦在给束星北的私人通信中对这个公式的引用提了疑问。看来，这篇论文也是“回忆录”中所提到的两篇“新发表”的论文之一。不过查到的发表全文是在《J.Math.Phys.》的-卷中，而不是在年的美国《物理评论》上。”同样我也找到了父亲的其中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1；74-81上的。应该与李寿枬先生上面提到的父亲的论文《一个有关引力和电磁的理论》是一致的。父亲的这篇论文收集在《束星北学术论文选集》第46-51页文章中，第47页下有一个注：应该是与李寿枬的文中所谈的“注”是一回事，只是可能在不同的发表时间。在第二张照片的下方：注（4）中提到（翻译可能不准）：由于这里，我们是在处理复数量，看起来，通过坐标间的实变换，得不到几何上的闵考斯基点；而且（5）的有效性受到爱因斯坦的质疑；因此，我们必须给出一个形式证明（形式证法）。而父亲在《在爱身边》一文中也谈到：“年，我又来到了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这时，我把自己新发表的两篇论文的原文先后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就给我写了两封回信，对我的论文发表了意见。这两封珍贵的回信我一直收藏着，后来．我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撤退，这两封回信和我收藏的爱因斯坦的一些照片一起遗失在建德了。这件事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象当时那样感到痛惜。”文中提到寄给爱因斯坦的两篇论文，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物理学报》发表的。论文的注（4）中，提到公式（5）的正确性曾受到Einstein的质疑，并做了进一步的证明。将这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起码可以证实父亲与爱因斯坦之间的确曾有过学术上的交流，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更加验证了父亲《在爱身边》的文章的真实性。(六)遗憾：父亲亲笔填写的简历：父亲到欧洲及德国去的这段历史，他自己写的是游历，证明人是李赋都先生。李赋都，年后任西北水利局局长，李赋都年就到德国去了，年他在柏林西门子土木工程公司实习，年回国。父亲在《在爱身边》一文中提到：“在柏林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不是学物理的，但出于对爱因斯坦的敬仰，总希望能见他一面。每当我带他们到研究室去的时候，爱因斯坦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他们。”我想，李赋都先生应该是父亲所说的这些中国留学生之一。李赋都先生家几代人都是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而我的爷爷也曾任民国全国水利局主事。所以父亲和李赋都可能很早就认识。可惜当我查到李赋都先生联系方式的时候，他已于年去世了。我又查到李赋都的几个亲属，医院的同位素室主任李景英，清华大学网路中心的李星，安徽大学的李晟，并分别给他们打电话或写信。他们都表示在他们的父亲生前，很少听他谈他自己的过去，更不用说他在德国的经历了。很遗憾，李赋都先生的早逝，让我少了一个证明父亲说话真实性的渠道。四、我们做子女的意见：我的大哥，对父亲写给爱因斯坦的那封信的第一句的翻译，是完全赞同程开甲先生的判断的，认为是父亲对爱因斯坦说：“很遗憾，没有机会与你深交。”而不是像许良英所理解的：父亲没有见过爱因斯坦。否则，不会用makingyouracquaintance。making是个过程。我的三哥束庆星年去世前留给我的手稿中，谈起父亲与他之间的交流：“在父亲的感染下，我对物理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年我打算报考复旦大学物理系之前，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对我说，物理有两种，一种是理论物理，一种是应用物理；理论物理比较难出成绩，但它是物理的精华，应用物理比较容易出成绩。我问父亲：‘那你为什么选择搞理论物理？’这时父亲谈起了他在美国上大学期间，是如何地对相对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强烈地产生了，要到德国当面去见爱因斯坦并向他讨教的愿望。这驱使父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流浪之旅。父亲对我说：“我等不及了，我身体很棒，只要饿不死……，连做梦想着的也是见他。……我有许多的想法要问他，我自己也写了一点心得，如果能见到他，不知道他会不会笑话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本来只是个学生，我是认真来求教的，他看得出来就行了！”我们相信父亲所说的，当时他就是一个刚满20岁的毛头学生，由于对相对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强烈地产生了要到德国当面去见爱因斯坦并向他讨教的愿望，所以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流浪之旅！这在父亲的档案中和父亲的《在爱身边》的文章中也得以充分体现，同时在也在许良英的学生胡大年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查到的父亲的注册表中得到了验证。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兄妹，都了解父亲的性格。他可能“狂”，可能“傲”，但他是绝不会说谎的，更不会、也没必要借别人光环来炫耀自己！父亲晚年最后的五年，作为父亲的秘书，我和他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至于父亲会不会像许良英先生猜测的那样，晚年为了改善困境而故意编造故事，我仅举我亲眼目睹的几件事，让后人自己判断：1、经过几十年的运动，年后父亲的晚年遇上了科学的春天。父亲知道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失去的时间太多了，此时亲自冲上一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已经是不现实的了。但他愿凭借着自己扎实的专业功底，帮助年轻一代提高与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是最具现实意义的。也就是后人说的“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从-年他留下了近万字的《动力海洋学》教学讲义。在他年去世前，他甚至亲自领导和参与了海洋科学难题——“海洋内波”的研究。2、为了专心教学，父亲谢绝了一切不必要的应酬和会议。如当时要他担任山东物理学会理事长一职。开始父亲坚决不干，但来人说：“如果束先生你不干，真就没有人敢上位了。”于是在相互协议下（我也做了工作），父亲的条件是：“只要不让我去开会，随便你们挂吧！”于是父亲就成了“名誉理事长”。包括后来他担任的其它很多所谓的“长”，都是以不“开会”这个条件为前提的。3、年后，到父亲去世前，因为父亲不跟形势，所以一直是二级教授。在年父亲彻底平反后，海洋一所的曾荣所长曾几次提出，要给父亲提升为一级教授，也都被父亲婉言谢绝。用父亲的原话是：“当二级教授我心安理得，这工资也够了。一升成一级教授，我别感恩戴德一激动，把这条老命搭上了！”4、年，全国有股动员老知识分子入党的潮流。同样，曾荣所长也找到了父亲。也被父亲婉言谢绝了。父亲的原话是：“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又不会以身作则。我留在党外，你也清闲，我也清闲！”总之，父亲的晚年，他更加淡泊名利了。他专心于工作与教学，甚至连他自己身陷几十年的冤屈的“平反”问题，他都不再关心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交给历史去吧！”综合上述所有的事实，我想请关心和研究科学史的人们认真地想一下：这样的束星北，他会为了生存去编个这么大的一个故事吗？！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