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政策总算废除了。为此许多学者早就发出了警告。年我在《科学时报》7月9日3版、7月13日2版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非主流思考》，综合众多学者和自己的研究，对一胎化政策提出质疑。现将此文再放到这里，也算是朝花夕拾吧。
关于人口问题的非主流思考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重视人口的繁衍。春秋战国时期，除了老子向往“小国寡民”外，诸子百家大多主张“大国众民”，“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传统的生育文化延续了数千年，堕胎等节制人口的措施不但被天主教视为犯罪，亦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所不容，如佛教视就堕胎为杀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发《机关部队妇女打胎限制办法》。
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制订《限制节育堕胎暂行办法》，对堕胎和节育用具的使用、销售，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规定。
然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口数量逐渐被政府视为“问题”，到了年，我国全面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
此后，“一胎化”成为正式政策。“一胎化”政策实施近30年后，不断披露的统计数据和大量的调查报告，导致了一批专家的深思，并引发了关于人口问题的一场大辩论。
生育率与生育意愿20年前，人口学家们就发现：一种族的人口数量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相关，这里的TFR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
学者们证明：TFR存在一个“更替水平”，超出这个水平，人口将无限制增长下去;而长期低于这个水平，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如果生育水平不能回升，人口就会无限地减少，种族将自行消亡。
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创下二战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闻》遂发出警告称，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年后日本将因人口的极度减少而出现种族消亡。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之所以为2.1而不是2.0(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的一个)，是由于在出生时，男孩数要略多于女孩数，且一部分女孩将在育龄期前死亡。
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较高，因此，达到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总要高于2.1(美国人口咨询局《人口手册》第四版)。
除了死亡率，过高的性别比将使部分男性无以成婚，从而提高更替水平。学者们对中国的更替水平有不同的估计，笔者所见的上限是2.3-2.4，下限是2.05。
自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国家统计局、国家人口计生委、各大学、科研机构做过多次有关生育水平的相关调查，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金营罗列出了相关数据(见表一)
表一：年以来各种调查显示的TFR
(摘自：王金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人口学刊年第3期(总第期))
数据显示：年及以后，总和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0年人口普查显示的生育水平更是低到1.22。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为1.46。
多数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3为风险型人口阶段。1.22的总和生育率震动了人口学界。
计生委解释为统计中的漏报，但易富贤从O年人口普查数据出发(学界普遍认为，因为尚未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次普查结果比较准确)，用此后每年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来推算0年的人口总数，结果比0年人口普查表各地汇总数少万。
即0年的统计误差不是漏报，而是重报。(易富贤《大国空窠—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
很难判断谁的解释更符合事实，如果计生委的解释成立，则年至0年的历年人口统计就存在系统误差，如果相信统计局的数据，则计生委的解释不成立。
另一些学者则开展了妇女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在农耕文明中，妇女生育意愿很高，在年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平均每对夫妇生5--6个孩子。但进入工商文明后，生育意愿快速下降。
事实上，早在建国初年，机关干部中的女性就有了节育的愿望，年5月27日，邓颖超在给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提到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这个问题有许多机关女干部也曾经反映过.确是带有普遍性的”。
年卫生部中直机关卫生处举办了一次避孕问题报告会.发出张听课票，而到会听众多达0人。
年5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避孕常识》一书，先后在北京和重庆再版9次。一年的销售万册。(见贾志科《对解放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情况的历史考察》西北人口年第1期第30卷)
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检索“生育意愿”，找到条文献信息，笔者查过看的调查报告中，大多数被调查者的生育意愿是2到1个，这意味着平均生育意愿已经降到2个以下。
一般来说，越是城市，越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生育意愿越低。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侯亚非等人于2年和6年两次调查了北京2O-3O岁青年的生育意愿，结果见表二：
表二：理想子女数、政策2孩生育意愿比较(%)
(摘自：侯亚非等《北京城市女性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人口与发展8年第14卷第1期)
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理想子女数为1个。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不要政策允许的第二胎，表示要的不高于25.8%(6年女性)。男女合计的平均生育愿望，2年为1.%;6年为1.18%。
全国有五个省份(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实行的政策是：农村二孩、部分群众甚至可以生育多孩。西藏则对农村居民的生育数量没有明确的限制。
这六个省区的生育率演变，很大程度上可以表征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陈友华绘出了这六省区的总和生育率演变曲线(见图一)
图一：中国及六省区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摘自：陈友华《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人口与发展年第l5卷第1期
数据显示：这六省区的总和生育率与全国同步下降。年前，六省的生育率与全国之差上升，这显示了政策性因素的作用;而此后差值下降，说明政策性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逐渐衰弱。
0年人口普查和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这六省区的总和生育率均低于更替水平。(见表三)
表三：中国及六省区的总和生育率
(摘自：陈友华《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人口与发展年第l5卷第1期
可见生育意愿下降是长期、普遍趋势，而现在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中国人从几千年以来的平均每对夫妇生5--6个孩子下降到现在平均每对夫妇只生1--2个孩子，几十年间，生育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对此，陈友华指出：
“众多的官方与民间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均一致地表明：想生育多孩的夫妇已经很少，意愿生育率已经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较多，但为什么政府与部分学者总是看不到这些?
以至于陷入一种矛盾境地：一方面出于某些方面的需要而反复进行生育意愿的调查，另一方面，对调查结果又持严重怀疑态度，甚至把调查结果弃置一边，仍然凭想象去分析问题，甚至根据需要去建构问题。”(陈友华《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人口与发展年第l5卷第1期)
“生育水平反弹”与“第四次生育高峰”在这样的态势下，现行严厉的“一胎化”人口政策，面临调整的需要。但代表计生委观点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风险。”其根据是“我国的三次出生人口高峰”(见图二)。
图二：历年出生人口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年是我国人口出生的一个低谷，此后到年，出生人口比年多万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已经开始进入生育期，中国面临“第四次生育高峰”，这是计生委担心“反弹”的主要理由。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估计同一年出生的妇女，其生育密度与年龄的关系。数据显示61.1%的生育发生在21-26岁之间，这是妇女的生育高峰期(见图三)。
图三：妇女生育密度分布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
不同年份出生的妇女，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生育密度分布会有差异，但决定这一分布的主要是生理因素，因而差异不会太大，更不会影响这一分布的形态。故笔者假设历年出生的妇女，其生育密度分布均为图三所示。
迄今，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能查到的人口出生数据在年至7年之间，由这个区间的数据，逻辑上应能解释9年至年间的全部出生人口。
在此之前的全部出生人口中，包含年以前出生的母亲所生者，而年以后，8年出生的妇女开始进入生育年龄。
由此，只要能估计各年份出生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可以估算每个年头各年龄妇女的生育数量，加总即得各年份的新增人口。
图一提示我们：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逐年下降，呈等比级数态势。各国的总和生育亦率表现出同样的态势(见图四)。故笔者假设各年份出生的妇女，其总和生育率逐年按等比级数下降。
图四：各国生育率演变
(摘自：易富贤《中国的生育率预测》社会观察(上海)8年8期)
于是，模拟计算成为一个极值问题：调整等比级数的参数，使9年至7年间的拟合值与统计值之差极小化。而7年至年的拟合值则为预测值。由此得出的计算结果见图五。
图五：人口预测
计算表明，计生委担忧的人口出生“峰值”将出现在年，届时年度新生人口将比7年新生人口(万)多3.32%(53万人)。
可见这一“峰值”仅是一个“小丘”，而年后，每年新生人口数将重回下降轨道，到年，新生人口将降至万人，比7年少20.97%(万人)。
上述简单的计算当然不是严谨的预测，那它对未来新生人口的估计是偏高还是偏低?这个模型中，决定结果的是拟和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见图六)。
图六：计算中拟合出的总和生育率
年出生的妇女，生育高峰在年。这时已经实行2胎政策，城市中已有许多家庭只要一胎，拟合出的生育率为2.22，基本符合当时的实情。
计算表明，年出生的妇女，其总和生育率降到1.99，她们的生育高峰期在到年间，这时已经由2胎政策转为1胎政策，可见估算的总和生育率不太可能低于实际值。
0年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妇女，出生于-年。这五年出生的妇女，拟合出的生育率在1.69-1.61之间，高于政策生育率(1.46)，更高于表一的统计结果(1.22)。
可见对新生人口低估的可能性很小，倒是不排除高估的可能。
哪中国人口总量的未来趋势如何?有许多学者用各种数学模型预测中国未来的人口走势。
“人口峰值”与“预警机制”人口预测模型的老祖宗是马尔萨斯的指数增长模型。它假定人口增长率是常数。于是模型的数学特性决定了，人口将无限增长。事实告诉我们人口增长率不是常数，也不是在某个平衡值附近波动，而是具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于是有人根据“资源约束”的理论提出了修正的马尔萨斯模型，将资源约束下的最大人口作为增长的极限。这个模型包容增长减速的可能，却不包容负增长的可能。
利用这个模型，张镜剑、傅冰骏假设人口极限为16亿，由此得出的人口预测见表四，到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模型设定的人口极限。
表四：中国0-年人口测算结果表
(摘自：张镜剑、傅冰骏《关于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商榷》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第23卷第4期7年8月)
另有一些学者放弃了这种先验的假设，试图用各种模型预测中国的人口峰值，表五是笔者找到的有关结果。
何亚福指出：
“如果按照计生委认定1.8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4.6亿的峰值;如果按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22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年之前就达到人口峰值，这个峰值不到14亿。”(何亚福《中国的人口峰值与人口冬天》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地址北京权威看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