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稿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孙勇进老师。
孙勇进，本硕博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治中国古代文学。曾赴韩从事汉语教学工作4年。
闲话韩文汉文
话说年，即大明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半岛李朝进慰使李睟光一行，经辽东过山海关，一路跋山涉川，触尘埃，蒙霜露，来到北京，参加万历帝万寿圣节，与来自越南的黎朝使臣冯克宽不期而遇。其时越南对于李朝人来说，是个万里之外的传说中的地方，用李睟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吾闻交州，南极也”。但这并没有妨碍三十五岁的李睟光，与七十高龄须发皤然的冯克宽——这两名来自万里相隔、异域殊俗的不同国家的使臣，诗酒酬唱。韩国今存的李睟光文集《芝峰先生集》里，有《赠安南国使臣二首》，其一云：
闻君家在九真居，水驿山程万里余。
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
来因献雉通蛮徼，贡为包茅觐象舆。
回首炎州归路远，有谁重作指南车。
冯克宽的和诗，在越南的《皇越诗选》里可以找到，《答朝鲜国使李睟光》诗云：
义安何地不安居，礼接诚交乐有余。
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
交邻便是信为本，进德深惟敬作舆。
记取使轺回国日，东南五色望云车。
诗好坏姑且不论，数百年前，北京城里这一来自海东一来自安南的两国使臣，“却将文字共诗书”这一幕本身，即不失为文化交流之佳话，传递出一些饶有兴味的历史信息。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里，将日本文明、朝鲜文明、越南文明列为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上面这一幕，可以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它不但是朝越两国交往友谊的佳话，更是东亚及东南亚汉字文明圈的佳话，因两国使臣“却将文字共诗书”使用的文字，既不是朝鲜半岛的谚文，也不是越南的喃字，而是——汉字，不但字是汉字，而且文法和遣词用语也是汉文，连带着，诗的旨趣，也是儒家之礼乐王化。
年，这一年距朝鲜李朝世宗大王于年颁行朝鲜自己的文字《训民正音》，已过去年。在朝鲜自己的文字诞生一个半世纪后，朝鲜使臣仍能娴熟地使用汉文赋诗，莫非因其为外交使臣故有其特殊训练？绝非如此。其时朝鲜使用汉字汉文，至少已有千年的历史，在《训民正音》颁行之前，汉字是唯一的文字，颁行之后，直到上世纪初，近五百年官方文告以及知识阶层使用的，仍是汉文。汉文传自紧邻的中华帝国，伴随汉文传进来的，是以汉文为载体的经史子集，是儒释道法，是中华文化。
一千多年诗书礼乐的传习，使这海东半岛，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水准可观的汉文作品。笔者学生时代即读过韦旭升教授的《朝鲜文学史》，七年前来韩工作后，更不时于图书馆和各地旧书店翻读、访求。
其中颇有留下深刻印象者。如朴趾源，这位李朝十八世纪文人笔下的《许生传》《虎叱》《一夜九渡河记》，这些小说或散文，或豪俊跌宕，或古奥诙诡，或汪洋淡泊，文字之精彩，使人很难想到是出自异国文人的手笔。又如金万重的《西浦漫笔》，举凡汤禹传说，楚汉争霸，三国兴废，唐宋政令，论孟老庄，程朱理学，禅门定慧，《诗经》名物，韩文杜诗，小说传奇，乃至西洋历法，靡不涉猎，洋洋洒洒，议论纵横，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天文、术数等各方面内容，当然也有古朝鲜这些方面内容的评述，全书可谓包罗宏富，且见解卓特，时有醒人眼目的精彩议论。而像这样的文人笔记，在古代朝鲜的汉文典籍里，还并非孤例。
如果说上面的描述还比较抽象，为直观起见，不妨录一首李朝诗人的诗作，奇遵的《日暮登远》：
残营收夕雨，孤堞属春晴。
落日长江远，顽云古塞平。
野深天气黑，峰迥戍烟青。
漠漠三城北，惟闻边笛声。
诗意与气象，看得出是非母语写作者的手笔么？
也许下面这首极少进入研究者和文学史编写者视野的送别诗，更能说明一点问题，诗云：
持子征衫下泪裁，金刀随手短长回。
此身宁与残灯灭，不见明朝上马催。
诗作者题署“兰香”，身份是平壤歌妓。此诗造语设譬，恰切自然，身世沦落复伤离别，何其沉痛乃尔。笔者偶然间于大田广域市的旧书店里淘得古代朝鲜的汉诗选本《海东诗选》，偶然间读到这首诗时，便不禁动容。而这种平康巷陌中女校书的手笔，书中还收了不少，由此可见汉文化在当时各智识群体里的普及程度。
这种流风余韵，甚至波及到当代。在一些旧书店里，笔者买过几本线装诗集。集子均刊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竖排繁体小楷，所录均为大田当代文人之作，在这些当代文人的姓名金XX、崔XX、朴XX的后面，皆题署有竹斋、松坡一类的号。诗作水准如何？兹录其一，算是笔者读到的比较好的一首：
云敛烟扉久雨晴，白萍红蓼满江明。
露华凝玉三更夜，树影横筛一古城。
把酒峨山君莫去，闻箫楚帐梦难成。
宋悲杜兴何堪说，唯对桂阴别有情。
对仗还算工稳，用宋玉、老杜之典也还对景，总体来看不错，特别好说不上，但话说回来，如说写出这样一首诗，现今国内研究古典文学之诸博士乃至众教授，不见得人人都能办到，只怕也是事实。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下买到的几本这种集子，收的全都是限韵限题的雅集之作，如某本集子里，收的全是以“秋月”为题，用“晴”“明”“城”“成”“情”为韵的诗作。读过《红楼梦》的，对此当不陌生，大观园里，咏蟹咏菊，莺莺燕燕，姹紫嫣红，限韵题咏，如此诗剧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但问题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早已世易时移，即使是中华本土，文化上也早已经陵谷变迁，非复旧时风流，而这海东异国，在这个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一群平日“俺酿哈塞哟”操着另一种语言的老者，还能不时雅集赋诗，真令人生出此何地也、今又何世之叹。
然而，这些流风余韵终将成为绝响。
年和今年，笔者两度来韩工作，汉语班上的大学生，已有相当数量不能正确书写自己的汉名，书写时抓耳挠腮地拿出国民登录证（相当于中国的身份证）来照抄，还会抄错，有些学生，干脆连汉名也没有了，需要笔者为了便于教学给起名。
不但年轻学生不行，甚至连中年的汉文典籍专业研究人员也会出问题。如笔者读韩版的《西浦漫笔》，见其中一句“刘文静死非其罪，裴寂以罪贬死，而其罪亦非侯君集之比，太宗宜复其封爵，使得与于凌烟之画也”，就被误断作：“刘文静死，非其罪。裴寂以罪贬死，而其罪亦非。侯君集之，比太宗宜复其封爵，使得与于凌烟之画也”。几处误断并非排版错误，因为后面附的韩文译文就是根据这个错误的断句来译的，译注者不识“侯君集”是人名，将“侯君”译成了“诸侯”。很难想象，朝鲜旧时熟读汉文经史的传统文人，会犯这种错误。
这种汉文读写能力的衰落，确实令人惋惜。它是半岛南部这个国家数十年来文字教育政策的产物，半个多世纪来，该国的文字教育政策一直在韩汉并用和废汉用韩间摇摆，汉字教育总的来说是随着这摇摆一路下行。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韩国总统朴正熙强化推行韩文专用政策，鼓励出版界使用纯韩文，并一度废止汉字教育，影响十分深远。
说到这个话题，首先应承认，朝鲜民族的文字韩文或曰朝鲜文，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要求和值得称道的优点。高丽时代僧人一然所撰的《三国遗事》里，记载了一首歌谣，即传为百济武王所做的《薯童谣》。据传武王少年时靠卖白薯为生，人称薯童，他为了娶到新罗公主善花，就教街头小儿到处唱这首《薯童谣》，歌词的记载是：
善花公主主隐
他密只嫁良置吉
薯童房乙
夜乙卵乙抱遣去如
这首歌谣，叫中国人来读只怕如读天书，但对古代朝鲜人来说却不是问题，可以轻松“破译”。它的意思是：
善花公主
偷偷嫁了人
每到夜晚
就搂着薯童走啦
之所以能轻松“破译”，是因为这些汉字根本就是在记音，记录的就是当时朝语的发音。古代朝鲜虽然书面汉文发达，但说到底，生活在这里的人是操着另一种语言的民族，这种言文分离，或者，如上面这首《薯童谣》那样用汉字记录民族语言的发音，是否科学，是否有利于文化教育的普及以及民族文化的自我塑造，答案应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要想熟练地使用汉文书写，必须大量阅读研习汉文经典，如此高昂的教育成本也非庶民所能承受。
正是考虑到“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精通儒学的李朝世宗大王李祹，在郑麟趾﹑成三问﹑申叔周等大臣的协助下，于年或年创制了朝鲜自己的民族文字“训民正音”，并于年颁行。由17个母音和11个子音组成的“训民正音”，是世界上少有的知道由何人、具体于何时创造的文字之一，它拼写简单，易于掌握，只要会讲韩语，学习几天就可以读书看报，因此，朝鲜半岛几乎没有文盲。也正因如此，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李朝世宗的庙号设立世宗大王奖，以奖励各国在扫盲运动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或团体。
不过也应看到，这种新兴的民族语言与汉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它的创制过程中，朝鲜学者曾先后十三次前往辽东，向谪居在那里的明代翰林学士黄瓒请教音韵和发音表记。更因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对半岛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方位深入持久的影响，韩语里多达70%的词汇是汉字词，即可以用汉字书写表意，只是配上了韩语发音和字母书写形式的词汇。越是书面色彩浓厚的词汇就越是如此，像什么“保障”、“配合”、“困境”、“缺陷”、“谦逊”，这些词韩语里全都有。至于带有文言色彩的词就更不必说，没学过韩语的人很难想像，“佯病”“艳福”“全帙”“赘言”“耻事”“恻隐”“忠仆”“敕命”“提携”这些词，在另一种语言里也全都有对应的词且发音相似，甚至，“梁上君子”、“进退两难”、“层岩绝壁”、“天高马肥”、“刻舟求剑”、“卧薪尝胆”、“缘木求鱼”、“鹏程万里”等等等等，这些四字成语，韩语里也都有，翻开韩语词典一看，真是一派古色古香。
也正因韩语与汉文化有如此深的渊源，即使在《训民正音》创制颁行之后，加上千百年来形成的慕华事大的巨大的文化惯性的作用，朝鲜半岛知识阶层通用的书面语言仍然是汉文。甲午战争后，由于中国的惨败，李朝进行了史称“甲午更张”的改革，官方文书从专用汉字过渡到了汉字与朝文结合使用。到了日据时期，朝鲜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将朝鲜文看做是自己的民族文字，民族骄傲，开始提倡使用，但同时仍夹用汉字。
二战结束，半岛分裂，北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很快彻底废除汉文，南部大韩民国的汉字教育，则如前所述，伴随着文字教育政策在韩汉并用和废汉用韩间的摇摆，一路下行，并一度废除，由此产生了几乎完全不识汉文的“表音字一代”。
结果当然带来了很多问题。如不识汉文的一代，如何领略祖先留下的巨大的汉文文化遗产？当然可以借助现代韩文译文，但，原诗文铿锵的声韵及起伏跌宕的唱叹之美，也能通过译文来领略么？
“这当然有点遗憾，不过，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关心历史，他们不太在乎这些。”韩国同事吴教授笑着说。吴教授今年41，在中国留过学，于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汉语不错。吴恰好出生于韩国总统朴正熙强化推行韩字专用政策的七十年代，因此他的经历，有一定代表性。据吴教授介绍，他上初中和高中时，一个星期有一两个小时的汉字课，一般由国语老师兼任，不设专任教师。这种课有考试，有学分，必须通过。六年一般可学六百个左右的汉字（教育部有规定），但学生大部分不努力，学过之后大多很快就忘掉了。当时的初高中全国入学考试，国语分，其中汉字部分占4、5分。据说后来连这个也取消了，学生就更不重视了。现在国家虽也有汉字能力考试，但除非是从事记者一类跟文字有关的工作，否则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影响不大，因此，推动作用甚微。
也因此，年轻的吴教授这一代已跟父辈那一代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我的父亲，汉字能力很强，看到报纸上的韩文，可以转换成它原用的汉字。在我很小的时候，《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上，一半都是汉字。”吴教授补充说。因为汉字基础薄弱，吴教授在90年代上大学时，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发到手上的经济学、法学课本，汉字很多，尤其是法学课本，最多，到百分之七八十，专业术语必用汉字。我问为什么，答说，因法学术语多从日语来。点头，日本汉字及其在东亚文明圈中的作用，也是个有趣的话题，不过这得另找机会探讨了。吴教授赞同的是，多学汉字有好处，说可以帮助理解韩语汉字词的深层含义，可以帮助理解文章中出现较多的成语。
图：以前韩国报纸中的韩汉文兼用
“那么，你的汉字基础，对你后来学习汉语有帮助吗？”“当然有帮助！帮助很大。外国人认为学中文最容易的，就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学习汉语时，很多词的发音都好像是听过，因为跟韩语很像。”
吴教授说的发音似曾相识，是很多汉语的韩国学习者和韩语的中国学习者的共同体会。绝大多数常用汉字都有对应的韩语发音，而这种韩语发音，其实又保留了大量的汉语古音。现代的语言学者，在构拟研究汉语古音时，除了借助各地方音以外，还可以利用外语里的汉语借词，主要是利用日语、朝鲜语、越南语中所保留下来的汉字读音。也正因为韩语里保留了大量的汉语古音，所以那些汉字词的发音，虽然与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多有差别，却也有相似之处，并有规律可循。有些词的发音，跟普通话非常接近，如“当然”“少数民族”，这类词我一说韩国人就能听懂。
至于汉字教育对汉语学习的帮助，更是显而易见的。同系的另一位韩国同事，年过半百的郑教授，就是典型的例子。据郑教授讲，其祖父为李朝大儒，在郑教授幼年时，每日严厉督责他写数个小时的汉字。因此，成年后的郑教授，在与我们一道游览名胜古迹时，阅读汉文碑文，基本没问题。也因有此基础，后来郑教授仅学过一个多月的汉语，即能和中国人用磕磕绊绊的汉语交流相当多的内容。
即使不考虑对汉语学习的帮助，韩国的知识阶层也颇有些人主张加强汉字教育，比如吴教授就认为：“多一点韩语教育更好，但绝对不会放弃汉字教育。普通百姓学韩语就够了，重要的工作，深一点的学问和高雅文化，不懂汉字不行。”关于“深一点的学问”，吴教授举的例子是用汉文写成的朝鲜王朝实录中的经济史料，现在韩国有汉文阅读能力的往往不懂经济学，懂经济学的又往往不懂汉文，非常不利于经济史研究。
事实上，在年2月，在时任总统的金大中的大力倡导下，韩国政府即提出《推动汉字并用方案》，并决定，在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将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十年后，在年，韩国健在的前二十一位历届国务总理，有二十位联名上书给李明博总统，疾呼“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专用韩文’的错误的文字政策，今天我们陷入了比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还要危急的文化危机”，建议敦促在韩国小学实施正规汉字教育。这种看法，在韩国渐渐产生了一定影响。
“现在一般不同意完全取消汉字教育”，这是吴教授口中的当今韩国主流意见。这种看法，笔者从二十岁的学生小朴那里得到了间接的证实。据小朴介绍，他的弟弟13岁，三年前自费在学院（相当于中国的课外辅导班）学过一两年汉字，不到一千字，得了最初级证书。学汉字是父亲所命，其父现年55岁，蓝领，一般繁体汉字能写能读（韩式发音），坚持认为要出人头地就得知道汉文。这位中年人的意见是，英语最重要，此外，汉字也是必须的。
回顾韩国汉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汉字教育的兴废及目前微弱的复兴动向，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如政体与文化传统之关系：极权者往往喜欢自我作古，旧有传统若不能为其利用，则往往弃若敝屣，一意孤行，造成文化断层，祸延数代。从强权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后，多元思想共存，虽然也会有人坚持抛弃传统的激进主张，但也定会有复兴传统的声音发出。韩国在金大中总统执政时期发表文字复活宣言，并非偶然。
另外，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观察近百年来韩国汉字教育的兴废，又可以看到，韩国对汉字及整个中华文化的态度，背后最深刻的影响因素还是中国百多年来的国运升沉及中韩关系的变迁。历史上的汉字文明圈，本来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朝贡国际秩序的产物。韩国原来的推崇汉文汉字，慕华事大，都是以中华文明的绝对强势为前提的。甲午战争，衰朽的中华老大帝国惨败给日本，对朝鲜失去保护能力，中华文明光辉不再，朝鲜民族于国家沦亡之际开始从民族的历史那里自寻精神资源，民族意识觉醒，主体性强化。此后朝鲜战争，中韩两国的敌对状态，也会无形中影响到韩国政府和民间对汉文化的态度。但最根本的影响因素还是国力，新中国的成立，虽改变了百年下沉的国运，但远还没有恢复旧日亚洲文明中心的辉煌。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虽已不再是弱国，渐变为不可轻忽的“大国”，但还不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具有全方位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上国”。如果说朝鲜半岛千百年来仰慕追随的上国曾是中国，那么现在，韩国人心目中的上国则是美国（参见董向荣等著《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直到今天，韩国汉语热虽持续升温，但地位仍不及英语，英语学习的费用仍远较汉语昂贵。
不过，汉字文明圈毕竟曾存在了千百年，这个巨大的历史存在，影响迄今仍不可轻忽。如韩国要回溯传统，必然会逐渐强化汉字教育，而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两国交往的密切，汉语地位的提高，有助于汉语学习的汉字教育也会受到影响。韩国汉字教育的加强，又会反过来推动中韩经济文化的深入交流。再加上迄今尤重汉字教育的日本，也许可以做一个乐观的前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力发展，及文化软实力的加强，在原有的汉字文明圈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在三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一个迥异于旧时朝贡体制的现代经济文化共同体，在世界经济文化版图里大放光彩，这一天并非绝对不会到来。
作者附记：文章发表于《重庆时报》年11月11日“国际版”，刊出时，有不小的调整，主要是内容的安排顺序，拙文是由古及今，顺流而下，刊出时则是由今溯古，内容亦略有删减。这里发一份原文，敝帚自珍，不免见笑于方家，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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