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特别是下行期，并不可怕。就像我们人都有兴奋的时候，跑得更快，但你也会生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9月1日在北京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经济也是一样的，你下行期就是因为你生病了，生病要干什么？要排除掉那些低效率的企业，我们现在叫它们僵尸企业。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姚洋觉得，“现在对中国经济潜力的看法过于悲观”，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投资增长率，据他计算，“只要我们的投资率能保持在12%以上，在12%到15%这个区间里面，未来5至10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达到6.5%以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支撑增长的两大引擎除资本积累之外，还有跃升的科技实力。
随着中国的RD（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姚洋推论，“在年到年之间，中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真正的第一大经济体。我们那个时候科技的投入，也会达到美国的百分之七八十，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投入。”
在姚洋看来，中国的创新能力被自己低估了，“未来10年、20年、30年，将是我们技术，对他们（发达国家）冲击最大的时候，中国会全面赶上他们。”
随着出口加工业长达20来年带来的知识储备，中国的民营企业卧薪尝胆，正摩拳擦掌于占领行业的技术高峰。
就短期而言，姚洋认为，政府措施的组合拳怎么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的短期走向。他建议，“财政政策要加力，货币政策稳健一点”，对处于周期性下行期的中国而言，掐紧信贷的水龙头是不可取的，分清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是对症下药的关键之一。
除此之外，关于影响经济增速的因素有哪些、新动能和新的增长点在何处、供给侧改革的现状如何和寻找突破点等等，姚洋也都做出了解答。
如果没有年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工业化进程将持续到年
澎湃新闻：先讲讲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吧，GDP增速6.7%，是比去年同期回落了0.3个百分点。其实从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放缓，那您觉得这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外部性的还是内生性的问题？
姚洋：我觉得都有，片面地讲哪一方面都不是太正确。我觉得第一个原因还是外部性，就是说从（年）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都受到影响，中国已经跟世界融合得那么深，你不可能独善其身。
中国这次遭受的冲击，基本上跟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所遭受的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在前面的20年，和日本在那前面20年所做得一样，都是出口导向，高度地依赖世界市场。日本那时候遇到石油危机，石油危机一来，他们出口导向的政策基本上都放弃了。
近期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亚洲四小龙。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是让他们停滞了，一下子对他们整个经济结构（造成影响），当然他们那一轮调整比较小。四小龙受到了冲击，我们那时候也受到了影响，年对我们影响其实也很大。好在年之后，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然后又开始起飞。
外部因素不可忽视，因为外部因素会导致你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我们做过一个数量研究，在一个很复杂的模型中，把中国的数据给放进去。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模型，去推测如果没有这个（年）金融危机，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应该会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产业结构变化中，三大产业的变化通常是这样：农业的份额下降，服务业份额上升，工业的份额先上升后下降。那么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工业份额一直在上升，除了亚洲金融危机那短暂的几年我们有下降，之后我们又开始上升。
我们这个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没有金融危机，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应该持续到年。
这个跟日本、韩国都是可比的。因为当他们进行所谓的去工业进程，就是工业化到了顶峰，然后比例开始下来，这叫去工业化。
他们的工业化顶峰都是在他们的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左右，按照年的美元计算。1.2万美元我们是没达到，我们现在大概1万多一点美元，还没达到1.2万美元。那跟我们这个模型的推算也是可以吻合的。
我们推算，（如果没有年金融危机）到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基本上可能也是那个数，是1.2万（美元）、1.3万（美元）左右。
由于这个外部冲击，我们的内部结构必须调整，原来是工业推动的，现在要靠服务业推动。工业的比例越来越低，而服务业的比例越来越高。
但是，服务业增长率赶不上工业，全世界都这样。从年到年，这30年间，我们工业的人均产出，也就是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2倍。也就是说，年的一个工人相当于年的12个工人。服务业呢？
从年到年的30年间一直有增长，增长缓慢，虽也很可观，是4倍。你看出来差距了。当你工业的份额下降，服务业的份额上升，靠服务业来推动，这样的发展就非常困难，经济增速也会下来。
中国科技进步惊人，看好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澎湃新闻：所以，主要是外部性导致了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
姚洋：是说外部性因素导致结构调整过早到来，去工业化过程提前到来。这是我的结论。这是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不能忽视周期性的因素。我们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至少说经济周期运行的下降期。
一个完整经济都有个景气期、有个下降期。从年开始，我们大概是这样子，两个完整的周期：年到年上升，年到年下降。然后，年到年上升，年下降了，基本上每7年一个小周期，每14年一个大周期。
周期因素不能忽视掉。我觉得我们的好多政策争论都是因为没有分清楚什么是周期性因素，什么是结构性因素。这样的话，下药就下错了。我个人觉得，承认周期对我们制定正确的政治经济政策，是非常关键性的。
而且，经济周期，特别是下行期，并不可怕。就像我们人都有兴奋的时候，跑得更快，但你也会生病，生病要干什么？你体内有细菌、病毒，你要跟他们作斗争，把他们给消灭掉。
经济也是一样的，你下行期就是因为你生病了，生病要干什么？要排除掉那些低效率的企业，我们现在叫它们“僵尸企业”。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你如果这个经济一直上升，大家都跟着跑嘛。所以3个方面因素都有。
澎湃新闻：讲到周期性，是不是不会持续太久，是在未来多少年内，这个下行期会结束吗？
姚洋：短周期、半周期大概是7年，那如果这样算，年到现在是第4年，那就是还有3年。但当然了，不能拿历史来做完全地类比。
而且，我们的增长速度哪怕上来了，大概也不太可能像以前一样，毕竟你这里还有结构性因素。结构性因素首先让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来了。那我们现在的真实增长率到底是高于潜在增长率，还是低于潜在增长率？这个判断也很重要。
澎湃新闻：那你的判断呢？
姚洋：首先第一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到底多高？发达国家你要计算它的潜在增长率比较容易，因为它只有一个因素，就是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率就是它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它经济进入稳态。
那中国呢，不光有技术进步率，而且还有资本积累，因为我们的人均资本还能积累，所以它取决于你的投资增长率到底有多高。投资增长率上去了，那么你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去。
但我们技术进步率其实也很高。我觉得现在是对中国经济潜力的看法过于悲观，中国的实际发展，特别是横向比较，中国的科技进步是惊人的。
澎湃新闻：横向比较是跟同类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吗？
姚洋：可以跟发达国家比。你看我们的RD（ResearchDevelopment,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占GDP比重是2.1%。现在设定的十三五的目标是达到2.5%。2.5%是个什么概念呢？美国是2.7%。
那么到那个时候，中国的GDP总量恐怕要达到美国的80%以上。这也是我的推算，我的推论是在年到年之间，中国会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真正的第一大经济体。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科技的投入，也会达到美国的百分之七八十，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投入。
现在中国已经第二了，但按照比例算，中国不是第二，因为有些小的经济体，它这个比例非常高，日本就比我们高，有百分之三点多，韩国好像百分之四点多，但韩国是因为体量小。但如果到年，我们达到2.5%，这就意味着我们会超过很多的发达国家。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我们的人均收入到年，可能只会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大概也就这水平，甚至还不到。但是我们的科技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他们，你还说对中国的科技进步没有信心？
澎湃新闻：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吗？
姚洋：不是。这个跟中国的出口导向有关系。因为我们制造了海量的储蓄，钱多。就像日本，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的20年，它的最大困扰就是钱太多，储蓄多。
可是这一轮，中国比日本制造的储蓄还多。我们现在的储蓄存量是世界储蓄存量的40%。你怎么把这些钱给花掉？这是很大一个挑战，好在我们把很大一部分都花在科研上。我遇到一个化学家，他说化学的英文chemistry就是chemistry，意思是化学是什么？就是你天天try，做实验，这些都需要花钱，花钱多了，就可能产生成果。
澎湃新闻：是指政府的财政投入吗？
姚洋：以前是。我们现在的RD投入，绝大多数是我们私人部门做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反正是企业做的，而不是国家做的，这也是跟以前很大一个差别。
把脉中国经济，要厘清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问题
澎湃新闻：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包括今年7月的数据出来，现在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很低。
姚洋：意愿很低是因为你现在是周期性的，没有人对未来有信心。在你经济下行时，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可是现在好多人在想，唉呀，中国又出了体制问题了！因此赶紧去找体制里头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个周期因素。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大家抱怨的也是，企业都不投资了，银行都抱着钱，死死地抱着，赶紧把贷款收回来，钱在手里头最安全，都怕呀，你不知道你投下去是不是又会失败。
这是一个信心问题，周期性的信心问题。可是我们把周期性的问题看成体制问题，然后到处找体制的问题。
比如说，有人会问是不是银行又不给中小企业贷款了，不给民营企业贷款了？这个问题存不存在？当然存在。可是这个问题存在了多少年了？20年、30年，都在那，为什么偏偏现在它出问题了？对吧？显然它不是原因；要是这就是原因的话，那它过去也是。
澎湃新闻：我们看待一个经济问题，怎么去作出判断，是由于结构性的还是因为周期性的原因引起？
姚洋：这个其实是很难，为什么很多人犯错误呢？他们看到一个问题，马上去找结构性的，问是我们体制又出问题了？
可是你要有点经验，你马上知道，这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有没有一致性的标准？我说没有，这就靠你的经济学素养，要有足够的训练。首先，你得要有个框架，其次，你得有经验，你读的文章足够多。框架加经验，再来做一个判断。
大的方面来说，如何判断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周期下行期，还是说纯粹是因为结构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潜在增长率，我还没说完，应该来说，判断我们国家是不是说处在经济下行时期一个指标，是看你的实际增长率是不是比你的潜在增长率低。
如果你低，基本上可以判断你是处在下行期。当然，你还可以辅助其他指标，比如说PPI是负的，CPI其实我们过去几年，我的估计也是负的。因为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是跌的。但是，房价在中国CPI篮子里占的份额不够。所以CPI显示出来还是正的，正的零点几。
如果你把房价的下降，正确地放在我们的篮子里，加上权重，我估计也是负的。
这样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很多问题，恐怕是这个周期性的问题。你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还有你的CPI、PPI都是负的。
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到底有多高呢？这取决于你的投资率。我们的计算是，如果你的投资的投资增长率在12%以上，大概可以保证我们未来5到10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达到6.5%。而未来5年呢，应该超过6.5%，可能6.7%、6.8%以上。
中国政府出台各种刺激政策稳住经济大盘，是完全正确的
澎湃新闻：能具体谈谈你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短期和长期预判是什么样的吗？
姚洋：先说长期吧，因为短期它取决于你的好多政策。长期来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只要我们的投资率能保持在12%以上，在12%到15%这个区间里面，未来5至10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达到6.5%以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是因为资本积累，再一个，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在上升。
好多人都说，那你没看到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在下降？劳动力供给是在下降，但是这个下降的速度，说实在是很慢的，并不快。
每年，我们劳动人口的数量下降，大概是万到万，占我们全部劳动力的比例是多少呢？不到1%。当然也不是说是个小数，也是蛮大一个数，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教育会补偿劳动力供给的数量。
你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比现在将近60岁的要高得多。与此同时，你们受的教育质量远远高于他们。
我们北大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是一个全国跟踪性调查，已经好几轮了。我们用这个调查的数据做过分析，发现中国的数据跟世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其他国家你要看收入和年龄的关系，一般是驼峰形的，中年人收入最高，老年人和年轻人收入都低。
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U型的，年轻人高，中年人低，老年人也高一些。老年人是因为这部分还能留下来工作的人，基本上是高收入的，低收入的都退休了。这个解释可能是比较容易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年轻人的收入水平，要高于中年人的收入。
这是因为青年人受的教育比中年人数量多、质量高，教育回报率也超过中年人。年轻人多受一年教育，你的收入增长12%，中年人大概只有6%左右，差距非常大。
未来要担心的，不是担心劳动力不够，而且劳动力太多了。机器人会不得了，全世界都在担心，机器人哪一天把人全替代了。中国肯定也是一样的，富士康都在用机器人了。担心劳动力下降，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大了。
我们这个人口数量下降，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供给面，而是在需求面。当我们人口老化之后，需求会下来，这大概是我们需要北京哪些医院白癜风最权威北京哪个医院对白癜风治疗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