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重庆女袍哥
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袍哥风气大盛的民国时期，重庆竟然有过一万多“女袍哥”。这种不正常的文化现象，直到重庆解放后才彻底消失。
山城女袍哥曾有近万人
袍哥源于明末清初的四川，最初是为了反清复明。到了民国，袍哥帮会不但没消失，反而发展壮大。抗战期间，当时全国的青帮、红帮(即洪帮)各帮会，都涌到了四川重庆，到处都是江湖会堂，热闹非凡。而当时妇女解放思想的兴起，让各路来渝的高官、富商太太们，竟然打起了自立门户的想法，渝中区文史资料记载，抗战胜利后，重庆女袍哥达到1万多人，设了多个堂口。
重庆女袍哥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末期，江北县城富商江木栖的母亲高老太组织的“姨妈会”，大概是其开山祖师。她们不仅形成有势力的社团，而且设堂口，挂牌子，开茶馆，到处结拜姊妹伙。
《重庆民俗概观》记载，解放前，重庆女袍哥供奉吕四娘的庙祠就设在南岸，而地处南岸的黄桷垭，为当时重庆进出云南、贵州的南大门，街市繁华，店铺生意兴隆，是袍哥组织昌盛之地。在当时，没人不知道“高玉林茶堂”的名号，因为那里正是民国重庆女袍哥总堂的所在。
在旧重庆，敢于抛头露面的女人多非寻常角色。当时著名的女袍哥头目薛智有女生男相，性格爽烈，是陪都时期重庆某师长的千金。在当时是陪都女性圈子里算得上颇有号召力的一号人物，江湖人称“八方搁平”。薛智有向往当袍哥，见旧袍哥典籍严禁妇女入会，她索性联络一帮姐妹，拉竿扯旗、开山立堂，在重庆成立女袍哥“巾帼社”，并在南坪黄桷垭开设了高玉林茶堂。
“巾帼社”创办之初，入会者多为富家及官商眷属。自从这群厉害女人打开局面后，商行老板以及各行各业苦力的眷属们，还有饱受丈夫拳头之苦的女人，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纷纷投入了“巾帼社”的怀抱。而女袍哥的组织，由初期开创的四个社和四个堂口，迅速膨胀增多，最盛时达到多个堂口，人数也有l万多人。
到了抗战末期，重庆的几个女袍哥大佬，全部和国民党高官有联系。譬如，薛智有为国民党执行委员兼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欧阳玫钦是军阀蓝文彬的老婆；王履冰背后有“三青团”的支持，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也就是说，女袍哥的真正背景，是那些国民党的高官军阀。
至今，渝中区文史资料中，还留有一场重庆女袍哥瓢把子葬礼的盛况。年，女袍哥头目王履冰逝世后，在渝中区和平路四维茶馆设灵堂，时任市长杨森以及当时的军界、警界要人竟然全部都送了挽联，数千女袍哥哭丧，队伍长达数里，茶馆里的花圈都摆不下……
不过，这也是重庆女袍哥组织最后一次的风光。解放后，薛智有在年被镇压，欧阳玫钦投江而死，随着年袍哥组织被重庆政府取缔，女袍哥组织也烟消云散。
“吃讲茶”：女袍哥的帮派密码
江湖断事，重庆的袍哥大爷大多凭刀子拳头说话；而袍哥大姐们则不同，她们更依赖到高玉林茶堂“吃讲茶”。
吃讲茶，本是旧日袍哥一种先礼后兵的仪典，袍哥们通过茶碗的摆放、喝茶顺序、茶诗等，辨别谈判对象的意图。但在袍哥队伍日渐壮大后，鱼龙混杂，这类难学难记的老传统便逐渐荒废。没想最后却被相对更“文雅”的女袍哥们给拾掇起来，发扬光大。
袍哥的茶桌上大多不放茶壶，只摆茶碗。袍哥相遇，不必动嘴，只看摆放茶碗的式样，便知来者用意。
通常，一个袍哥来到陌生地方，要先拜码头(即寻找同伙)。她总是先来到茶馆，找个位置坐下，两腿平放，而不能跷着。堂倌前来倒茶，袍哥在接碗时必须以右手拇指置于茶碗边上，食指置于茶碗底下，向堂倌相迎；同时，左手要做成“三把半香”的形状，直伸三指，附于茶碗——其他袍哥一看，便知道这是自家人。按照规矩接碗后，就会有当地袍哥的管事前来，同样倒一碗茶，两只茶碗相对放置，称为“仁义阵”或“双龙阵”，这是接纳的意思。
如果有事到外地码头求援，须在茶桌上布成“单鞭阵”，其方式为：先倒满一碗茶，再将自己带来的瓷壶取出，以壶嘴正对茶碗；对方如果答应援救，则饮碗中茶；如果无法援救，则将碗中茶泼掉，另倒一碗饮用。如果茶壶嘴正对着排成一线的三个满碗，意为献茶人请对方与他争斗；对方如果应战，就把三碗茶同时喝下，否则便取当中一碗独饮。
类似“仁义阵”或“单鞭阵”的茶阵很多，均各有用途。女袍哥们用得最多的是“织女茶阵”。这也是她们用于结拜的阵式。
一个完整的“织女茶阵”，由图像、阵势及饮茶诗组成。首先将七碗茶斜向横排，两段微微向相反方向突出，模拟北斗七星的星图，这叫布阵。然后由结拜的女袍哥们(大多为七个人)依照事先排位名次自上而下拈饮，这是破阵。一边喝一边唱诗：“仙姬七夕渡银河，姊妹下凡兄弟多。年年七夕河边待，散榴渡过乐如何？”诗毕茶尽，茶阵破解，七人也就结为了“袍哥姐妹”。
重庆男袍哥们大多拜关羽，女袍哥们则对这红脸大汉不感兴趣，高玉林茶堂里常年供着的是“辛亥女杰”杜黄。
杜黄是四川人，与其夫杜德舆皆为四川袍哥，同时也是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前，杜黄变卖首饰珍宝，建立“西部同盟会”据点，会长为汪精卫，杜黄则是军事部惟一女部员。她带着妹妹及女同盟会员，为革命运输军火，并奔走各地策动清军起义反正。长期的革命活动，使得杜黄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年，川、湘、鄂、豫、鲁、晋、滇、黔和东三省的帮会首领在北京成立“乾元公”秘密组织，杜黄被推为副首领。
袁世凯窃国后，杜氏夫妇回成都金河街定居。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蔡锷领导反袁的护国之役，杜氏夫妇挺身而出，联络袍哥首领吴庆熙、孙泽沛等在成都响应。杜黄出任女兵司令，在全国引起轰动。后来，杜黄与胡兰畦、王凛若等在四川(包括重庆)成立四川妇女联合会，重庆女袍哥的骨干们大多都曾参与其中，对这位袍哥前辈极为敬佩，因此才在自己的地盘里奉杜黄为楷模。
千人群殴：女袍哥一战定江山
虽然女袍哥相对男袍哥行事“温柔”许多，她们打的是“团结互助，争取地位，扶危济困”的旗幌，但是，在这样极富人文关怀的招牌下，行的却也不乏帮会私斗的那一套。
一次，某官员之妻与女袍哥在菜园坝大街上发生冲突，女袍哥斗嘴逞凶，竟邀约来同伴百来号人，当街殴斗。后来又有某君，因醉酒发疯，深夜回家，打得他的老婆呼天唤地，但他不知妻子早已加入了“巾帼社”，第二天，袍姐袍妹们群起兴师问罪，打上门来，将那个凶恶的男人，打得遍体鳞伤……
真正让女袍哥打出名声的则是“黄桷垭一役”。
年6月14日出版的《民国公报》有一条新闻《黄桷垭八百女袍哥，为了社务大打出手》。报道说：“南岸黄桷垭前晚八时许有八百多妇女大斗殴的武剧，茶馆一家被捣，失踪妇女十人，重伤妇女十五人，轻伤多人。警官一人被打死，警所损失枪两支，子弹七十多发……”
原来，是“巾帼社”不满新开张的“三民社”到自己的“码头”抢生意。6月12日这天，由名誉社长张太群、社长陈碧仙、副社长罗君梅带头，在黄桷垭正街高玉林茶馆，召集多“美女”，准备和“三民社”社长谭世华、副社长张惠森吃讲茶。没想到，双方都仗着有靠山，互不相让，话不投机便动起手来，演变成一场规模较大的“美女打架”。最终，“三民社”寡不敌众，美女社长谭世华失踪，副社长张惠森左膀被打成骨折，当时的场面极为混乱。
这样的大事件震动了整个重庆，有关部门自然要彻底调查。但是官员们介入调查处理时，才发现那些“美女”可不是等闲之辈，这几百“战士”都是两社的核心成员，大都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凭，有职业，更主要的是，双方都有背景，其中有某部长妹妹、某区长太太、某参议员太太、某师长女儿等等特殊人物，办起案来，上头带话带条的人一拨接着一拨，谁也开罪不起。于是，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场争斗，把女袍哥们的威风推到了顶点，“母老虎们”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跃变成了真正令人畏惧的一方豪强。
不过，重庆女袍哥的首领们最终结局可悲也可叹：“巾帼社”的薛智有被镇压、“三八社”的王履冰悬梁自尽、“坤道社”的欧阳玫钦投江而死……女袍哥逐渐消散在历史的烟尘中。
(摘自《新周报》、《重庆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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