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一些粗浅的人类学书籍爱不释手——尤其是那些俯瞰某一个文化，并将熟悉的共同行为抽丝剥茧，看出某些规律的书籍，比如那本尖酸刻薄的《WatchingtheEnglish》和何伟的《江城》。
和不同的文化和平共处是一种本事，而进入、并对不同的文化抱持平和的理解态度的人，更是屈指可数——这和时间没什么关系，而是愿不愿意首先看到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ta身上的国籍、文化等标签），并愿意随时打破自己的固有认知的问题。
今天推荐的，是一篇何伟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从自己的新书巡回宣传之旅为切入点，探讨出版审查——相较于西方媒体一贯自以为是的态度，这名美国记者更愿意理解体制内的中国读者和编辑们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况且，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许多秘而不宣的小笑点：
「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两个故宫的离合》，这是一本由日本记者写的，对比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文化差异的书。这本能受到好评，绝对是个不寻常的结果——要知道，在过去，唯一比美国作者写关于落后的中国小城市（像涪陵）还要糟糕的书，就是一个日本人去触碰台海关系这个话题。」
哈哈哈哈哈哈。
这篇文章比较长，但我们强烈推荐认真读完；你还可以点击「阅读原文」，阅读《纽约客》的原文。
何伟：与审查者同行
作者/何伟（PeterHessler）
译者/林夏
首发/《纽约客》（年3月9日）
来源/译言
一
了解审查制度最好的方式，就是与你的审查员呆上一周。
我的中文书审查员叫张吉人，一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去年九月的时候，他陪着我参加了一次图书巡回活动。那是我第一次与审查员一同出行。
当我乘着动车从上海前往北京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当我入住北京的宾馆的时候，他跟我住在一层。他参加了我的媒体见面会。他甚至还用电子表格做了一份巡回的计划，用不同颜色的标记，代表5种不同的活动，工作时间最长达到一天13个小时。
有其他的作者朋友事前提醒过我这种计划表，所以在出发之前我跟张吉人提出请求，希望多留出一些时间给我自己支配。他的回复倒是直接：「从我的经验看，这种巡回活动在中国总是精疲力竭的。希望你能理解。」
然后就这样——没有任何调整，也没有歉意。在中国，人们很容易表现出这种残忍的诚实。有时这些受审查的媒体会直接告诉你一些你并不想知道的事。
在我巡回期间，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人物特写，文章长达字，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彼得·海斯勒今年45岁了，他胖了不少，眼角也出现了皱纹。」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北京，一名主持人在结束采访之后，关掉摄像机对我说：「说实话，我更喜欢你老婆的书。」
有几件事我需要澄清一下。第一，我体重只有磅（68公斤）。第二，如果把张吉人称作审查员是有些不太公平的。尽管他确实把我的书变得，从政治上讲更可以被官方接受，但审查并不是他的唯一工作。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吉人主管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部，他联系译者，编辑作者原稿，负责对外宣传。他今年37岁了，但看上去要年轻一些。他很瘦，留着寸头，戴一副猫头鹰似的圆框眼镜。
他研究生念的是外国哲学专业，毕业论文关于马尔库塞，一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他曾经跟我说过，他选择研究马尔库塞，是因为用马尔库塞的思想来抵抗中国的长期政治宣传，是非常有效的。
在我的巡回期间，张吉人无处不在，不是因为他想监视我，而是他的工作要求他应对发生的一切。但很多时候他很安静：站在人群的边上，倾听，观察，很少说话。
他总是穿运动鞋，一件旧T恤和一条五分裤。这套休闲的打扮陪伴他每天工作的13个小时。有的时候我都会产出错觉：这不是图书巡回，而是炼狱巡回；而我的导游还是一名新马克思主义专业的研究生。但我还是很感谢他的指导。
最近有很多国外媒体的文章批评中国的审查制度，指责那些美国作者，为了能在大陆发表自己的书，而同意接受审查。
那些文章带着狭隘的西方视角，很少考虑中国的读者们是如何解读这些书的，而像张吉人这样的编辑，被它们描绘成粗鲁的政府写手。这些才是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图书巡回的原因之一——了解审查制度最好的方式，就是与你的审查员呆上一周。
自从年以来，当局对待国外的媒体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敌对。外国记者续签签证变得困难，很多报道活动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阻挠，但中国的读者对西方作者的非虚构类书籍却越来越有兴趣。在所有非虚构类责任编辑之中，张吉人算是佼佼者。他所编辑的畅销书之中，有几乎六分之一属于外国作者描写中国的非虚构类。
在张吉人看来，这代表了中国读者很物质：读者更关心这个国家长期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审查制度和政治宣传。「政党今年倾左，没准明年倾右」，张吉人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在我看来，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现在变得越来越独立和思想开放了。」
二
我意识到，一旦书出版，我可能在涪陵就混不下去了。
年，当我写我的第一部书《江城》的时候，我无法想象当时怎样能把一本由外国人写的描绘当代中国的书在中国出版。原因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是商业上的。从商业上来说，那样的书就算在美国也没有市场。
当时我是和平部队的一名志愿者，已经在中国的一所大学里当了两年的老师。我住在长江边上一个偏远的小城，涪陵。
在我完成初稿前，没有任何出版商跟我签下合同。在第一页，我是这么写的：「涪陵没有铁路。一直以来这里都是四川省很穷的地区。路也很破。去哪你都得坐船，但大多时候你哪也不去。」
「破」这个词在我书中出现了36次，而「脏」这个词我用了超过24次。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些细节，直到一个出版社签下了我的英文初稿。
那之后，我把初稿发给了两个我在涪陵认识的朋友：EmilyYang，我之前的学生，涪陵本地人，和AdamMeier，另一个同在和平部队工作的志愿者。他们两个人给我的反馈是完全不同的。
Emily写道：「我想大家在读完你的书之后，就不会再喜欢涪陵了。」
「但我又不能抱怨什么，因为你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只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城市会变得吸引人。」
与此同时，Adam却认为我的那些描述还不够。他特别提到了，我删去了我们被打的那件事。那是在将要完成两年志愿工作之前，我们去了涪陵市中心，想要拿着摄像机拍一些这个城市的画面，留作纪念。
但突然人群围了上来，指责我们拍这些不好的、贫穷的画面，是为了展示给美国人看。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对外国人很常见的指控。我们跟他们解释我们是老师，但是人群并不相信。后来他们开始对我们拳打脚踢，直到我们匆忙跑掉。
这是我在涪陵最不愉快的经历。我并没有把它放进我的初稿，因为我的书的一个主题是想描述作为一个外国人，如何不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这个过程会很慢，有时还很痛苦。我担心如果我把被打的经历加入进去，主题就会被冲淡。
但跟Adam讨论之后，我觉得这段经历是有必要的。同时这也确立了我编辑初稿的标准：我只更改那些错误的细节，不改动任何我真实想法，或我觉得原始质朴的地方。
我保留了写在第一页，以及之后的35处的「破」字。对于那些可以预料到的中国读者的不满情绪，为了提高我编辑初稿的工作效率，我决定不再纠结。
我意识到，一旦书出版，我可能在涪陵就混不下去了。于是年底，出版之前的一个月，我最后去探望了我当地的朋友。我参加了我之前最喜欢的学生的婚礼；然后去了一个偏远的中学上了一次课，我另一个学生现在在那里当老师。
就在我开始讲课没多久，警察走了进来。他们从重庆过来，说这个活动被取消了，然后护送我走出了教室。我返回了北京。接下来的几周，几乎每个我在涪陵拜访过的朋友都被警察讯问过了。警察扣留了那对刚结婚的新人，讯问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的另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疑惑地问：「警察是不是能听到你在电话里说的，他们知道近期我们所有谈话的内容。」
《江城》英文版出版之后，高层领导给我以前工作的大学下了一道任务：立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这个任务被分配给了一名级别不高的外语教研部主任，叫李雪顺，同时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跟我岁数一样大，在我作为志愿者刚到涪陵的前几周，他表现的很友善，邀请我和Adam去家里吃午餐。但在那之后，他就刻意回避我们。后来我听说一位老同志警告他，不要协助美国人。
我在《江城》的开篇这样描述：「他在整个学校里英语是讲得最好的，但他是一个不安的年轻人，且刚刚晋升了一个新的职位。」
李雪顺把上面描述自己的那短话翻译了成中文，一并翻译的还有书的前两章。他就像我书的责任编辑一样；同样作为编辑的，还有其他一些老师，他们每人负责翻译一到两章。翻译的任务是保密的，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翻译的老师，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级的领导下的命令，和究竟要把这本书送到哪里去。没有一个老师完整地看过整本书。
三
我很难评估记者在这种飘忽不定的审查环境中要面对怎样的风险。
《江城》英文版出版几年后，中国的出版社开始联系我，试图获取这本书的大陆版权。但他们也跟我说，对书的改动，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于是我拒绝了。我继续写了《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完成了我的中国三部曲。
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事实情况是，我在书中描绘的人，和我生活以及做研究的地方，却看不到、买不到我的书。我在涪陵的朋友跟我抱怨说，有一版中文的，是只供领导阅读的；还有一些书的章节，被未经允许地发到网上，翻译很潦草，有很多错误。
年，张吉人代表上海译文联系了我。他跟我说现在的政治环境，是发表《寻路中国》的好时机，那本书正好广州权威的白癜风医院北京哪个医院看白癜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