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所处的时代有着莫大的残酷性，
但我仍然要赞扬它，
我不向往任何别的时代。”
——米沃什，《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
马上到农历新年，回想下年的事情，总是感觉还是很近，但已经悄悄走远。年北京的严冬，比其它年份来得更早，而且更冷。彻骨的冷。对于关怀社会而不仅仅是把媒体当成是一个挣钱养家糊口的职业的人来说，这种寒冷，是从未有过的。
至少，我所认识并尊敬的那些同业，他们感受到了这种从未有过的冷。
在网易推举媒体年度报道奖项时，我赫然发现，竟然除了少数几篇反腐报道，鲜有印象深刻的。这是过往从未有过的单薄。
站在新年的门槛上回望，我曾经立身的媒体业，伤痕累累，奔走呼号之声不绝，放眼望去，一片狼藉，举目疮痍。
可以说，过去的一年里，整体而言，中国传媒业屡遭羞辱讥嘲，对真相无用，对正义乏力，从本已经世俗化的圣坛跌落灰尘，失去了往昔残存的职业尊严和荣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岁末凤凰网一篇《情怀依旧——致敬中国媒体人》，才会有热烈共鸣。
这是一个技术、政治和商业三重力量共同瓦解中国传媒人传统情怀的时代，谈情怀，谈坚守，从主流而边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包括传媒业非常奢侈的话题。
但是，一旦真的放弃，所有的正确与错误，争辩与妥协，一切皆若过眼烟云。作为解甲归田将近一年的我，自有切肤之感。
即便在黑暗里，在废墟里，在举目的疮痍里，依然有许多新的东西在野蛮生长——这是新的技术新的资本和新的价值观的产儿，尽管我不知道这些新生的东西，会将我们带向何种不确定的未来。但我相信，尽管它未必是我们的救世主，它要去的世界未必是我们想去的，但它肯定不是旧世界的同路人。
尽管过去的光芒已经照不亮前路，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还要往前走，哪怕撞得头破血流，还得往前，摸索着往前走。人不能遇到墙就止步，更不能永远呆在黑暗中。
许多朋友许多媒体依然在坚守，在寻找中坚守最初的理想而不弃，让我倍感亲切和欣慰。
我相信，黑暗中的坚守苦熬，为的就是有欢唱的一天。哪怕就像知了，4年黑暗中漫长的苦熬，只能换来2个月的歌唱，也值得去努力。
既然知道世道的艰难，抱怨也就成了自己挣扎向前的敌人，它会消磨自己的意志，模糊自己的心智。
米沃什在《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里写道：
“尽管我所处的时代有着莫大的残酷性，但我仍然要赞扬它，我不向往任何别的时代。”
是的。这句话对于被禁锢的心灵来说，意味深长。我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幸运”，得以窥见深渊里的黑暗，甚至窥见自己内心的黑暗。
我不向往任何别的时代，那个恩赐的天堂不属于我。我愿意在自己的时代，建设自己，用创造对抗破坏，为自己争得未来，哪怕这一过程充满艰辛，哪怕最终也未必能来。
任其事，成己心，足矣。
一、趋势
1、技术主导重塑媒体生态
多年以前，我这个科盲便开始注意到技术对于重塑传播业态的基础性作用。
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砸个粉碎。
技术的进步，赋权于普通人，让普通人拥有了非同寻常的权力。万物静默为听一声的世界，被众声喧哗所取代。人们开始说话。
在人们开始说话的同时，信息垄断，这个曾经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石，开始被打碎。
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对威权和权威的解构，它不仅瓦解了传统的媒体企业，也瓦解了传统媒体产业的基石，同时，也瓦解了传统媒体人引以为傲的“情怀”。
技术进步开始重塑社会结构，也重塑媒体生态，重塑权力体系话语体系，不惟传媒业。
这一过程远未完成，而且刚刚开始加速。
技术进步和商业化的代际更迭速度也在加速，每一次代际更迭，都会尸横遍野，傲立者凤毛麟角。这是技术进步带来媒体生态变化的特点。这一过程中，传媒业的生态还未最终定型。但是，只有能够触摸到用户脉动的媒体，无论是深层的情怀还是浅层的消费需求，才会有未来，才会成为傲立者。
2、政治的压力不会消减
在我20年的从业生涯中，从官方到民间，从中枢到边缘，从南方到北方，千山万水之后，我从来没有感到像年的那种压力和窒息感，即便我已经只是附骥于媒体的末梢而生活的人。年广电系统的那些层出不穷似的怪异禁令，已经一斑可窥全豹了。
首先是大环境、大政治的需要传导的压力。
其次是部门和区域权力和利益传导的压力。大政治的压力通过部门传导，是层层加码的。传统媒体最直接的压力来自于此。
新的压力，源自管理部门的学习能力。
过去市场化媒体的成长，缘于两个空间。
一个是媒体在中国归根到底由不同的权力部门主管，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各地方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这中间形成了缝隙，在缝隙中，市场化媒体成长起来，而如今，缝隙正在堵上，这是一个大局。从当年北京市场的变化起，至今尚未完成。
年盛传的《财经》、《财新》、《经济观察报》、《炎黄春秋》等等变更主管主办单位的消息，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后续变化仍可观察。
另一个空间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但是，这一空间也正在关上。有关部门对于技术的学习能力及运用，开始追赶了上来。
没有法治的完善，只有工具的进步，这种进步在现代社会也会成为一种灾难。这是技术进步的双刃剑的一面。
“有时候为捍卫自由而采取的措施，会成为自由最大的敌人。”美剧《鹰眼》的台词说的很有道理。
早在年，殷海光在《治乱底关键——中国的治道读后》（《中国的治道》是新儒家宗师徐复观关于唐朝陆贽全集的读后）一文中曾经谈到过技术进步可能的灾难性后果：
“如史达林之流所例示者，今日的暴君手握现代的统治技术，其所实行的统治是密而不漏、面面俱到的全面统治……这种统治演变所极，可能钻入你生活底每一层面，干涉到私人生活每一节目，如何了得！……这种现代统治技术，对于任何个体，永远维持着绝对优势的地位。在这种技术所形成的网罗之下生息的人，迟钝者根本感觉不到危机日渐加深；少数思力敏锐者即有所觉，亦莫可奈何。”
不仅仅是让媒体失去公信力和权威性那么简单了。
我们有可能不幸会面临这样的局面。
但愿不。
3、传统媒体人转型创业热不退
“天使背对着未来，他看到以往逃亡所遗留下来的残骸正在腐败并发出恶臭，他被这一刻的强烈感受推入未来……”
本雅明在评论保罗?克利的画作《历史的天使》“飞向未来”时所说的，完全可以用来描述当下中国媒体人的转身。
传统媒体在政治和技术以及自身体制的先天性疾病的多重夹击下，让从业者无法突破事业的天花板，看不到未来。职业的想象空间和尊严同时在丧失，而技术主导的新平台财富的想象空间以及其它领域企业现实的实惠，都在诱惑着越来越多的人转身，或创业，或转型。这一过程还将持续。
转型或者创业，都是一种自我选择，这本也是媒体追求的社会目标。但是，一个行业有从业经验的人员大规模流出，对行业来说，不是好事。
我一直把人员流动看作是行业兴衰的一个指标。传统媒体失去的，不仅是有经验的从业者，还有存量智慧，还有未来。
4、老兵凋零，新人辈出
江山代有人才出，老兵凋零新人出，本是自然现象。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过去长期的农业社会，比较相信年长者的经验教训，而不太愿意相信年轻一代。
事实上，过去都市报、时政新闻杂志和时尚类媒体的成功，大体都有年轻一代或者相对年轻者的功劳在里边。但如今大部分人已经慢慢老去。包括我。
我已经知道自己过去的经验不能照亮未来。
还在年代，传说台湾城邦集团的詹宏志，提出要请年轻人做杂志的主编，在他看来，未来是要办杂志给年轻人看。
如今技术主导媒体形态的时代，正好应了詹宏志的预言。那些技术主导美元资本下的蛋，大多是年轻一代主导，他们的目标用户也是年轻人。
世界正在成为年轻人的。
5、传统媒体格局调整，体制媒体迎来逆增长，市场化媒体上演生死时速
传统媒体的生死时速，真正开始是在年，过去也有零星死亡案例，但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传统媒体的资源要素大部分来自市场，技术进步对用户和市场的分流，恰赶上经济周期的低谷，市场化媒体中原本做得不好的，首当其冲。生死时速开始了。
但与此同时，体制媒体却出现了逆增长。这种增长是一种特别恶劣的现象。年，我曾专门撰文《逆增长之祸》，谈这种增长对公共财政、对行业、对产业、对市场规则、对社会公众信任带来的伤害。这里不再具体谈。
某种意义上，微博场上所谓大V退场，国家队入场，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一过程，皆非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
6、南方凋零
大概是年，《新周刊》曾做过一期杂志，谈中国城市新文化格局的传媒。在这一期杂志上，我在接受《新周刊》记者黄俊杰访谈时，提了一个观点，认为，对于媒体人而言，广州是窝巢，北京是翅膀，上海是最后一片新天空。
如今差不多十年过去，广州的媒体尤其是南方精神凋零之势不仅已现，恐怕难以挽回。
窝巢不再，甚至被捅。只有残存的余晖，吸引着年轻的经验不足的人以此为跳板。
至于上海，这片新天空，直到年中后期，才在《澎湃》和《界面》的出现上，看到一点点曙光。
当然，凋零的不仅是南方。越来越多媒体和业者，开始放弃过去的情怀，转而直接投奔商业。
南方的凋零真正具有着象征意义。
7、市场化传统媒体的转型，开始探索新路
年6月，我在重庆，跟《重庆时报》总编柳祖源的一席谈，年尾在《成都都市报》20年暨媒体融合论坛，以及我本人在年底进入《新京报》，让我更多地了解了都市类报纸转型的实践和方向。我发现了新的变化。
过去谈媒体融合一直是政治正确，我个人对这个概念也一直持不同意见。我不认为有融合，这个概念把传统媒体的转型引上了歧路。没有融合的资格。
技术和地方及部门利益，基本上已经瓦解了都市类报纸的本地新闻。传统媒体所拥有的，仍然是数量较多的受过职业和专业训练的人才，以及曾经拥有的品牌。
因此，传统媒体所要做的，就是利用残余的优势，尽可能汲取市场剩余，为转型升级赢得最后的机会。
拥抱技术拥抱用户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方向，这不是融合，而是全新的创业过程，需要的可能是全新的理念。
8、版权纷争仍然会持续
年的版权纷争，因为“今日头条”达到了高潮。至于各种北京治疗白癜风最专业医院白癜风的初期症状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