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密切相关。此词在清末由梁启超首先提出，至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而确立，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创生期。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本文阐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指政治与学术精英）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国际背景、内涵与意义。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一方面引发内部之分歧、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该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则有效地团结人心，共赴国难。
关键词：民族主义；米内山庸夫；傅斯年；顾颉刚；《中国之命运》
一前言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包含对于“中国”所具有的民族、人种、国家与文化之认同。此一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信仰或意义确定的认同对象，而是一个经由辩论之激荡而衍生、变化的过程；同时“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也经过多次的重整。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经过几次转折。首先，此词由梁启超所提出，主要指汉族与“炎黄遗族”等，不过也包含其他民族。对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来说，中国境内各族群虽有差异，然而因历史与文化之关系，紧密连结，故应消除彼此之畛域，以塑造“同种合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诚如杨度所说，“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他因而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所以完成君主立宪之制”。[1]这种观点被梁启超称为“大民族主义”。革命党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此处之“中华”实指汉人。梁启超将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描述成“小民族主义”，又批评“小民族主义”鼓吹汉族独立建国，而将他族排除在外，有碍融合。当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国，为弥平革命所造成之创伤，提出“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此后，“中华民族”之观念广为流传。年，孙中山于《三民主义》演讲之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他认为，“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孙中山认为在受到国外压迫之时，国人要将“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人团结起来，而团结的方法是“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以“抵抗外国人”。[2]总之，孙中山的根本理念是要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同化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原生期，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芽期。年底，孙中山又在日本神户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亚洲应复兴王道文化，以亚洲王道文化为基础，联合亚洲各民族，解除基于功利强权之霸道文化的西方国家之压迫，以完成亚洲各民族之独立。[3]
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并与日本人所提出类似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东亚民族主义”或“东亚协同体论”对峙。此一讨论涉及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背景。本文将描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背景、内涵与意义。此处所指之朝野意指当时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之讨论,主要是学者在报刊上所发表之论调，此外也包括以中文(或透过翻译)表达意见的外国学者之观点。政治方面的讨论，则以蒋介石于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此书有关中华民族之论点，以及出版后所引发国内外各派人物之中科白癜风医院怎么样北京治白癜风去哪家医院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