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中国,处处谈“改革”,人人谈“改革”。如何看待这形形色色的“改革”,反而成了问题。
鲁迅对“改革(革新)”有一个精辟的论断:“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小杂感》,收入《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
鲁迅画像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提醒:要不要“革新(改革)”,要怎样的“革新(改革)”,是和人在社会经济结构里处于什么地位、是否“阔气”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革新(改革)的背后是一个政治经济“利益”问题。我们考察当下中国形形色色的“改革”时,必须追问:鼓吹这样的改革的动力是谁?其利益诉求是什么?其利益关系是什么?谁从中获利,谁是利益受损者?
于是,就像鲁迅所揭示的,有三种改革。
一是“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个人和群体)鼓吹、推行的改革。他们也不满意现状,甚至有很尖锐的批判,批判本身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但问题是,他们的改革目的、目标是什么?鲁迅一语道破,就是三个字——“要复古”,不过是要恢复和维护失去的既得利益而已。这样走回头路的选择,注定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从根本上损害民众的利益,但因为其打着“反对腐败,追求社会公平”的旗号,其蛊惑人心的作用不可低估。
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都来自哪里?
更应该注意的,是“正在阔气”的权势者的选择。如鲁迅所分析,他们的利益在“保持现状”,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是缺乏改革动力的。这正是这些年改革不作为,而把维稳作为第一要务的原因所在。但当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甚至成为时髦的时候,他们也会大谈改革,甚至也要大肆进行改革。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其目的是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上层从维护执政地位这一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需要改革,但也会遭到中下层掌握实际权力的既得利益者的变相抵抗,其主要“对策”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从中获取更大利益。就以我曾经参与的教育改革而言,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越改革,教育的状况越糟糕。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二〇〇〇年左右,在提出教育改革的同时,又提出“教育产业化”,并以此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这样,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教育的性质:由国家公益事业变成了营利工具。十年改革的结果,在教育领域迅速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体,包括各种“吃应试教育饭”的老师,辅助教材的编辑、出版、行销者,五花八门的辅导班的主办者、参与者等,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由这样的应试中的获利者来推行“教育改革”,就必然是一边高喊“素质教育”,一边变本加厉地推行应试教育,不仅导致了教育腐败,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因此,当下中国的教育所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教育理念、方法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利益问题;由鲁迅说的“正在阔气”的教育既得利益者推动的所谓“教育改革”的变质,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样以扩大既得利益为实际目的和效果的改革,不仅仅存在于教育领域,而是遍布于其他领域和部门。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不斩断既得利益链条,就必然变质的地步。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阻力
那么,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在哪里?鲁迅说,“未曾阔气的人要革新”,这是确实如此的。事实上,中国的“未曾阔气”的人,即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已经通过不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三大民间运动:以工人、农民、市民为主体的维权运动,要求维护他们的基本经济、政治权利;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网络民主运动,要求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新一代理想主义者组成的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又称志愿者、义工等),要求言论等相应的自由。应该说,参与这些民间运动的社会阶层,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基本动力。他们所提出的利益诉求应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应成为中国改革的依靠对象。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却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甚至被不遗余力地加以控制和防范。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改革的危机所在:有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真正的改革动力被打压,就只有依靠那些我所说的会表演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甘当打手的“粗俗的利己主义者”即“勇敢分子”了。这样的改革,只能带来新的后果。(作者:钱理群;编辑: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摘自钱理群著作《与鲁迅面对面》,系作者和出版社授权发表。其他媒体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作者简介
钱理群,年1月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年北京大学毕业,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论北大》《鲁迅九讲》《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我的精神自传》《生命的沉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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