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历史细节
王爱英
我曾写过一篇关于老三届知青的文章，谈到年他们下乡时的年龄：“这些知青最年长的是66届老高三的学生，22岁左右。”有人质疑这段文字：“高三上到22岁，那得留多少年级呀，不要拿我们现在的人当傻子。”面对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质疑，真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历史细节的忽略与变形，必然影响着对历史事件的认知，甚至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所以我不厌其烦地唠叨一句：“老三届”是指、、三届从初一到高三的全部六个年级中学生，年发生的“文革”，将各地老三届中学生滞留于学校，学业全部中断，该升级的无法升级，该毕业的无法毕业，所有老三届都被“留级”了好几年，这才出现了年下乡时高三学生年已22岁“高龄”的现象。如果不是选择性遗忘的话，过来人都清楚老三届失学的前因后果；没有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如果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可以读一点当代史及相关资料，便自会发现，22岁的老高三是一代人。这是历史事实，绝非文学虚构。
由此联想到，有论者批评知青话语过多过滥，对此我不以为然。我以为知青话语不是多与寡的矛盾，而是真伪交融、混沌朦胧的问题，是亟须甄别、厘清、去伪存真的问题。譬如，在谈及知青历史时，有年轻同行曾惊讶地问我：“知青下乡还迁户口？”——也就是说，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印象中，知青下乡就像青年志愿者到农村支教、支农，是短期行为，牵扯不到户籍。这种想当然，客观上将知青推进了哈哈镜，失去了本真。谁都清楚大城市户籍的重要性，城乡差别乃现实存在。知青下乡，意味着将城市户口迁到农村，从吃商品粮到自己种地、甚至吃返销粮（国家向农村缺粮地区供应粮食），这是一个从优势到弱势的跌落。面对“知青下乡还迁户口”的疑问，或可用无知来诠释此类懵懂现象。但令人错愕的是，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不到四十年，而且知青话语处于“过多过滥”的境况，历史的细节已然如此模糊。
即便在大众传媒中，对知青的误读比比皆是，某电视剧竟异想天开地将上海北京哈尔滨的知青安排在同一列闷罐车去北大荒，而“到兵团去插队”的台词早已不是个别现象。下过乡的老知青都知道，生产建设兵团与农村插队落户，是概念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差别很大。简言之，插队是农民，挣的是工分；兵团乃国企，月月发工资。挣工资与挣工分，那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当然，兵团对知青的管理非常严苛，插队知青则相对自由，想回家探亲，有钱买车票就行，兵团战士回家探亲是有制度约束的。
有农民工问我：“城里学生为啥要上山下乡？”这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因为他紧接着又问：“他们愿意离开城市到农村吗？”按现在的理念，年轻农民都走出农村到城里打工，当年的知青却离开城市到农村种地，能挣到钱吗？他大概觉得上山下乡这件事很奇怪。
类似疑问时有所见，谁来担当解读历史细节的责任？随着时间的流逝，上山下乡的细节渐次消融，只剩下大框架，自然规律不可逆转。很多年后将是怎样一种状态，是疑问减少，还是更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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