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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华民国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发布时间:2018-7-8 17:59:26   点击数:

之一

可以毫不扩张地说:中华民国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那时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更近,崛起近在咫尺!那时的中国,有如下今日中国不能比拟的辉煌——1,有全球外交战略: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2,有经济高速增长: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3,废除了清末全部不平等条约:对晚清延续下来的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采用修约方法,而不是革命外交废约——因为废约也意味着断绝交往,不能从科技、经济、军事强国那里获得发展本国实力的基本条件,实际将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经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不断努力和谈判,至北洋政府末期(年),已经奠定了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大约已经废除了一半的不平等条约。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废除了全部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废约”以后,不仅实现了与各国的平等关系,还与世界上各个国家维持十分友好、和谐的关系。4,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年,中美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约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可相互开放内河、领海航行权、“中国公民自由往返美国”……其中很多待遇,共和国现在想要都要不到。实际上该条约是基于中美盟友关系签订的,对中国在年代就“大国崛起”相当有利。此外,中华民国于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国,年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WTO前身)创始国。(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加入WTO,还有人觉这是多大的成功,国际地位提高了,十分自豪,呵呵)5,抗日卫国战争获胜: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年7月中、美、英举行波茨坦会议,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中国亦成为“世界四强”之一。6,联合国五大创始国之一: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署,蒋介石带领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7,基本确立民主宪政制度:年,中华民国缔造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中间由于袁世凯不明智选择,中国民主道路发生曲折,但是,年,国民政府已经实行训政,并着手制定宪法,准备向宪政过度,遗憾的是,日本此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意外中止了重建民主的进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坐下来倾听自己宿敌的意见,终于完成了至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宪法。这部宪法接受了共产党大部分意见,可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重新确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后来,正是在这部宪法基础上,中华民国台湾没有费多少周折就顺利实现民主过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造就富足、繁荣的台湾!!8,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标志,就此而言,民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因为那时的新闻自由已经可圈可点。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足可以感动整个中华民族。比如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鼓吹杀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的文章,无罪!而到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

之二

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於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著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甚至在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语文说到底,就是人文教育。叶圣陶、丰子恺是大师,本身从事过小学教育,他们编的民国语文课本,贴进人的内心,体现生活常识,没有太多道德说教,强调人的自然天性,主张独立思考,包裹的人文价值元素,仍然是这个时代极其需要的精神养分。这些价值元素,恰恰又是今天语文教材最严重缺失的。这些年,语文教育问题太多,频频遭受炮轰,最主要的弊端,也就是不接地气,与生活脱节,不但成为应试教育的工具,而且还过多承担着“政治教化”的功能,既不能提供很好的审美教育,也不能传递应有的人文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学生和家长才会选择用脚投票,选择民国的老课本,表达对现在语文教育的失望。必须强调的是,选择民国的老课本,但并不宜进行过度美化。时代在发展,今天语文教育,也不能简单留守在旧时代,如果不能及时添加上这个时代最需要价值文明,这样的语文教育,仍然无法承担人文教育与公民教育的使命。民国作为一个历史的过度转折期,留下了很多值得怀念的美好的东西,特别是在文化与教育方面,有过太多的探索。民国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迎来了一个更加尊重多元价值的开放时代。比如,民国小学课本很注意古代礼俗,通过修身教育,来告知人们如何融入社会。民国教育在精神启蒙方面,也迎来了新的突破,被后来很多人都视为教育的黄金教育,那时,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演绎出太多的历史传奇。今天人们常常对张伯苓的南开,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津津乐道,也就是因为民国教育在成体系地传递人文价值。遗憾的是,此后中国在人文教育方面,出现了太多断裂与偏执。作为人文教育最重要的载体,语文教材的传统不续,开放不够,还充满阶级斗争哲学,灌输敌我思维意识,过度政治教化也带来愚民效果,扭曲了公民的精神人格。这样的现实尴尬,才让民国课本受到追捧。

之三

“新”中国“新”在哪里,很多经历过两朝的老人是熟悉的,没有经过两朝的,通过浩如烟海的各种资料,只是略一研究,便也能看出“新”得让万代耀眼了!比如说,政权新。旧朝尚要选举大总统,尽管他们说这很虚伪,但是毕竟还是召开国民大会,竞选总统和副总统,甚至副总统也不能按照那个曾经独裁的蒋介石的意愿选出,尽管他很不乐意,但是也无法用武力取消这个结果,或者索性,给新副总统按上某个罪名,然后让他某明奇妙地死掉了。而毛泽东就不耍这样的把戏,索性就公而告之:我们就是要独裁。这个政权不“新”吗?至于手段,不仅是新,而且是花样百出,新奇得很。一个国家政权,公然用公开欺骗的手段引诱别人上当--竟然美其名曰“阳谋”,然后将有知识而不肯做奴才,或者有知识没有做好奴才的很大的一群人打入社会的底层,成为这个社会的另类,受尽了人类所能想到的,甚至于不能想到的屈辱。这手段哪怕是希特勒,哪怕是蒋介石,甚至斯大林,也不曾用过。如此手段,自中国有政权以来,除了明末张献忠在屠戮四川人的时候用过,其他人也不曾用过。就这一点而言,这个中国的确是很“新”的。区区中国,当时的小学以上文化的人口,也不过百万而已,将其中的一半打入地狱,而另一半只有觳觫终身,学做奴才而已。“新中国”也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国家,这也是毛时代“新”的地方。第一个梦想,就是要超英赶美。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死了万人,这个梦想是血红的。第二个梦想,就是要做世界领袖。毛时代没有科学技术输出,也没有仁慈正义输出,输出革命血腥和暴力。既然要做世界领袖,首先要肃清内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面做一个光辉的榜样。于是五千年的文明一扫而光,于是五千年的道德一扫而光。……“新中国”,到底“新”在哪里,人们实在看不出来。倘若稍微懂一点历史就会发现,自从前清皇帝退位以后,中国无论如何折腾,也未见其新。即便是乙丑年以后,他们自命为新的中国,人们也未见其新。所以,所谓的“新中国”,其实仍旧只是在被奴役的奴隶的梦里而已。有资深的学者说,前清皇帝退位以来,中国变化不大,上面仍是慈禧太后,下面还全是义和团。话很尖刻,但引人深思。所以,尽管早在中华民国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历史循环往复,“新中国”却不曾真正“新”过。要想将中国“新”过,就需要不做奴隶的人们和不做主人的人们一起努力才行。现在,我们不愿意做奴隶了,那些以主人自居的人们,是否能放下主人的身份,和奴隶们一起建设新的中国呢?!

下图中红圈内的人是谁?他的残暴不亚于萨达姆,卡扎菲;连中国,俄罗斯,美国都忌他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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