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年之前，我第二次来美，就想写本蒋介石的传记。我知道中文原始资料，要不是认为他是国家元首，最高统帅，只能崇拜，不能议论，连他官衔之上还要留一空格，以表示尊敬；则是无理谩骂，斥之为逆为匪，如此同样的不能令人置信。中国历史里留下如此一个偌大的空洞，不仅影响中外视听，而且使研究历史的人无所适从。我以为我自力攻读，可以比较客观；也曾将中国事物，作过一段内外上下观察的机会，希望笔下可以承乏。
殊不知美国在一九五0年代也并不是凡事皆可客观、任凭各人随便恣意批评的场所。韩战既开，“谁抛弃了中国”成为党派政客间争执之焦点，参议员麦卡锡（JosephMcCarthy)只凭片言只语，指摘谁系共产党，红帽子威胁之下曾使不少左派人士丢官，也使不少艺术家和职业界人士因之失业。而且这也不是左派被斥，即为右派扬眉吐气的日子。美国的国务院、文艺新闻界及大学学府倒因为本身受了麦卡锡的压力，更增加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反感。《新闻记者》杂志曾出专号，指斥“蒋宋孔陈”将美国援华使法币回笼的黄金，炒成外汇，培养“中国说客团”（ChinaLobby)回头到华盛顿与闻美国政治。杜鲁门的《回忆录》则揭举蒋迫害学术领袖，用特务枪杀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和闻一多，并且公布他在这事发生时与蒋来往的书牍作见证。再则四十年代之畅销书，有如《史迪威文件》和白修德（TheodoreWhite)所作《雷霆后之中国》（ThunderOutofChina)此时仍有极大影响；白氏曾被美国人称为“蒋委员长之敌”，《史迪威文件》即系他所编，他自己书中对蒋及国民政府批评得体无完肤，而且内中更以国军在河南将粮食搜刮一空，造成人为的饥馑，解决共军新四军时纵容士兵强奸随军女政工人员，最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在如斯气氛之下，我刚一提及自己曾为“蒋家军”内之下级军官（重点在下级）即被讲课的教授和同学瞠目相视，似乎我即是纳粹党内的小头目。我想将在国军的经验拿来作学术讨论的题材之建议，只好打消。写蒋介石传记的计划提出后，在若干书社和杂志面前碰过钉子，也从此石沉海底，永远的弃置。
可是至今日已近四十年，我对失去的机缘，毫无遗憾，事后想来要是当日草率成书，今日可能羞窘。即使今日去蒋逝世又十五年，撰写他“全面目”的传记之机缘，也还不是十分成熟，以下只据我所知道的列举建议三数则。
第一，我们不要忘记迄至今日关于蒋介石的资料，中外之间仍有一段莫大的鸿沟。
史迪威曾在叙蒋介石时在《文件》里写出：“他想做道德上的威权，宗教上的领导者和哲学家，但是他没有教育！这是何等的可笑!假使他有大学四年教育，他尚可能了解现代的世界，但是这实情他全不了解。假使他能了解，情形就好了，因为他倒是想做好事。”
骤看起来，史迪威言过其实，近乎荒唐。曹圣芬的《怀恩感旧录》里提及蒋不仅遍览群书，而且读得极其仔细。书中又提及：“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授贺麟先生曾经说过：德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最是晦涇难懂，中国哲学家对之真有深刻研究，真能透彻了解的，只有少数几位,而总统是其中之一。”周策纵的英文版《五四运动史》也提及蒋在五四运动期间，曾订阅《新青年》杂志，还准备去西方留学，即据常情判断，他为中国领导人几十年，得到学术界教育家的支持，也不可能胸无城府，腹无点墨。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TheodoredeBary)即曾和我当面说起他和蒋介石畅谈理学心学的经过。
可是蒋介石的哲学思想受王阳明的影响极深。陈荣捷是当代研究王阳明的威权，他的书中即说及王学知行合一，长于行事的果断，缺乏逻辑上之绵密。我们看来也与孔子所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孙文所说“不知而能行”极为接近；严格言之，这种种东方哲学，都缺乏科学精神。从蒋介石的事业谈起，也只有这种不顾程序的干劲，才能完成抗战大业。中国受日本欺负，逼得暴虎冯河，铤而走险，也顾不得科学非科学，逻辑不逻辑。如果严格按照《孙子兵法》里面的“庙算”仔细琢磨，早已用不着抗战，还不如和汪精卫一起去投降。他蒋介石先接受千钧重荷，退而分配斤两，他自己承担的责任既已超过他本身足能支付的能力，那也就顾不得驭下时的合理守法了。只是这种以直觉（intuition)作主，蛮干的办法更倚之为行事的方针，是不能为一般美国人所容的，史迪威觉得蒋无教育，大致由于这思想上的根本差异之所致（倒是日本人反能欣赏这作风）。《史迪威文件》又有一则提及：“中国人先造屋顶，只要最低度的支撑物和根基。谁也看不出地底下是什么，何苦去考究它？只有我们才受罪的去对付低层基构，使这建筑物站得住脚。”他所发牢骚同一源于两方心理上和思想上之南辕北辙。
蒋介石能极端的容忍，可是有时他也在激忿情形下仍暴露他的弱点。在重庆时侍从室人员生活艰苦，要是改行经商，倒有不少发财的机会。蒋之副官处长陈希曾即此请离职，蒋一怒之下，将面前桌案整个的推倒在地，因为他视陈为家乡子弟，现为近侍而不能与他共体时艰，情不可恕。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六中全会在重庆开会时，有一位王
姓委员循着西方代议政治的办法对当前军事提出质问，也蒙着总裁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的雷霆与咆哮。在他看来，前方将士救死扶伤之不暇，后方受他们保护的党员不思量国军缺兵欠饷，以烂部队抵挡敌方的貔貅，还要在此时效法西方之时尚，作个人出门面的凭借，也是无可宽贷。如此事迹，应当据实提出，尤且应当把周围的条件，一并加入，使读者同时看出蒋介石之长处和短处；即这两件事也可看出中国传统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精义之由来。
即是西方对蒋之批判，也仍着重于“他想做道德上的威权”着手。最近史景迁（JonathanSpence)所著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即提出上海英租界有蒋在巡捕局的档案，原文未叙系刑事侦缉或因政治关系而得，总之则无可隐讳。我希望有熟悉此间情节的人士，据文件将详情提出。从现有的资料看来，蒋介石壮年与中年的行径不同。他在上海的一段生涯，似有做游侠浪人的趋向。如果确实，则他在两段生活之间必有—重发愤立志的转变。据实直书不足以为他盛德之累，倒反增加他传说里的多重色彩与人情味（我个人即不相信世间有十全十美的啄木鸟，而羡慕血气旺盛的志士）。
田汉是中国现代的戏剧家，也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者。我年轻时只知道他是左派名流，不料最近读到他在一九三〇年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内中竟有以下一段。文中所划x未经改动，但是“校长”具有引号，亦如原排，则为蒋介石：
所以我以为我们是应该先完成北伐，何况由广州而武汉而上
海随着“校长”而来的友人X君替我们谈起国民党分裂之如何可叹，“校长”如何以国民党的文天祥陆秀夫自任，这样一来自能引起我一种对于历史悲剧似的痛叹与对他们“校长”那种英雄的（heroic)心事底同情，于是我虽不曾想过直捣所谓“赤都武汉”却愿意随他们“校长”渡河杀贼，遂所谓“直捣黄龙”之愿。
所以当日局势动荡，很多人都无法保持一贯的方针。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直接间接与蒋介石有关的资料还待发掘，也可能车载而斗量，我们无法即说至矣罄矣。
第二，写他传记的资料固然还待发现与整理，然则蒋介石在历史上的地位却相当的巩固。这样的说法，好像也是本末颠倒。然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对日抗战的意义不可磨灭。蒋介石采取行动时，站在历史之前端，很多未来情事，尚不可捉摸。我们今日则站在史实之后，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中的因果关系以及时间上之凑合（timing)已有相当可靠之根据，而以我们只注重当中粗枝大叶的情态时为尤然。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在历史已经产生了九个大朝代和十多个小朝代，可是我们以财政税收作根据划分时，则又可以将这些朝代并合而为三个大帝国，秦汉自成一系统，隋唐宋又成一系统，明清又成一系统。明清的“第三帝国”的财政赋税带收敛性，这比隋唐宋的“第二帝国”之带扩张性的截然不同。在辛亥革命时，明清帝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五百四十三年的长时期，本来就“气数将尽”，以现实的情形来说，即是起初创建时心理过于内向，法律过于单简，税收过于短少，政府平日对内不设防，无操纵经济的能力，纯靠社会力量，以“尊卑，男女，长幼”和均一雷同的方式统率全国。这些条件本来就已不合时宜，何况一九O五年废除科举，更先使上下脱节。民国肇造之后，所接收过来的财政机构无库存，无充实的税收来源，军队也当然不应命，所谓总统内阁，其本身即是社会上的一种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形风牛马不相及。是以军阀割据为必然现象，因为过渡期间只有私人军事的力量，才能够在三两个省的地区内有效。
我们提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不能凭己意以为此人无识见，那人道德亏损作为一切问题的解释。自一九一一年至今，不仅是换朝代，而且包涵着再造帝国式的险阻艰辛。其内外煎逼工程浩大的情形，至少也要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过程中相比，也要和忽必烈以元朝入主，左右都找不到出路，迄至朱元璋削平群雄颁布《大诘》的阶段相比。
而且尚不止如此，今日世界上落后的国家，无不企图“现代化”，当中途倪纷纭，既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轩轾，也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我也花了上十年的时间，不顾意识形态，单从技术角度钻研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的程序，则发现其重点无非从以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其先决条件在对外能自主，对内铲除社会上各种障碍，使全部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在数目字上管理即全民概归金融及财政操纵。政府在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领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时即巳普遍的执行其任务，而用不着张三挨打，李四坐牢，用“清官万能”为宗旨，去零星杂碎的权衡各人的道德，再厘定其与社会“风化”的影响。只是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凡事都属多元。去旧迎新，有等于脱胎换骨，改变体制时通常发生流血惨剧。大凡近世纪的革命运动与独立运动都和这体制上的改变有关，其详情已列入我所作《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大概最近即可出版。
这样一来有似于更换朝代改造帝国的艰难不计，中国近世纪的奋斗，更添上了一段维新与现代化的要求，于是万绪千头，问题更复杂了。现在看来，蒋介石的一生事业乃是在此多种需要之下替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只是在台湾则因一九五三年耕者有其田法案及其他措施，已能使农业上的财富与商业上的财富交流，较大陆上进入数目字管理的境界巳先进一步）。他虽非完全赤手空拳，但是当初以私人身分借债支持黄埔军校，次打败军阀再邀请他们合作，终以零拼杂配的门面完成抗战，如此固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至少也是无中生有，总之则在千方百计的觅法创造；怪不得过分批评他的人说来好像他蒋介石继承了一笔大家私，只因他挥霍而荡然无存时，跟随他到底的人也索性不服输，偏不承认他有任何差迟与过失，硬要把他说成一个天人神人。
陈志让的英文《毛泽东传》里提及蒋待人经常有三个方法：一是感情上的激劝，一是以金钱策动，还有一个则是用武力制压。其实说来说去，所谓三个方法仍为一个，此即不循组织条例，注重人事关系。再考究之则仍为农业社会里的习惯，因为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蒋介石召见团长县长级人员，亲自派遣出国人选，侍从室里保存着各人的自传，他也自己道出：“……即如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并没有旁的什么多大本事，不过我每到一个机关或部队，就是注重考察那个机关或部队里面的人，并从人事的改进以求那个机关组织的健全。”
说来也难能相信，抗战胜利也靠他这样领导的力量支撑了八年，才赢得最后胜利。蒋虽企图改造中国，他所创造的髙层机构下面却仍是成千上万的农村，要不是他的激劝、策动和制压，抗战的力量即团结不起来。即时至今日，中国尚未完全转变为一个多元的商业社会，做到凡事都可以由数目字管理的程度。我们再看抗战期间死难的高级将领如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张自忠最初都出于杂牌部队，亦即是军阀部队收编过来之后身。
第三，撰修历史却与写作传记不同。我们处在一个大时代里，群众运动的进出经常超过人身经验。因之历史与传记，并不是始终天衣无缝的密节，写历史的务必注重每一事物的长期之合理性，写传记的则不能在这种大前提之下一味隐恶扬善，或隐善扬恶。蒋介石一怒之下将胡汉民拘禁于汤山。他看到抽调的壮丁用绳索牵引而来，即枪毙兵役署长程泽润。尤特里女士（FredaUtley)可算对蒋最为友善的外国作家之一，在她著的《中国最后的机会》（LastChanceinChina)对于蒋在清党期间残杀共产党员一节则毫不假借。她写出：“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兹不与闻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我们知道蒋介石对亲属半公半私的经商曾极度震怒，可是他却始终无法洗刷这贪污的恶名。我们写历史的人，不能在这些题目上过量的做文章，因为最基本的历史轮廓还没有划画都清楚，将“负”因素髙度渲染，即妨碍“正”因素之展开。
在这情形之下，我只好引用孔子（好在他也是历史家）评管仲的一段作结论。孔子曾斥管仲不俭而不知礼，可是子路和子贡都抨击管仲时，他却出面支持他。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原载《中国时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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