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斯蒂文·谢帕德（从年到年，任《商业周刊》总编辑）
翻译：程玺
从年至年，斯蒂文?谢帕德（StephenB.Shepard）担任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总编。在他任上20年，《商业周刊》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为那个商业新闻的黄金时代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味的经典报道。
斯蒂文?谢帕德年出版回忆录《从平面媒体到数字时代：变革时期的新闻人生》（DeadlinesandDisruption：MyTurbulentPathfromPrinttoDigital）。本刊经作者授权编译其中六章（以下为其中一章，其余见文末链接），《商业周刊》如何报道股市动荡、公司丑闻、全球化、互联网革命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从平面媒体到数字时代：变革时期的新闻人生》
斯蒂文·谢帕德著
出版社:McGraw-HillEducation
出版时间：年9月11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来袭，新经济（NewEconomy）的概念生根发芽，《商业周刊》也深入到了它的中心地带。
新经济的说法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意涵，但我们认为，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一种由新的数字科技促成的更高的效率（或生产率）水平。互联网让通讯变得更便宜、更便捷，它打造出了一座真正的地球村，让天南海北的人们仅相隔一击鼠标的距离。互联网将信息数位化，从而让几乎所有的知识财产，从书籍到音乐等等，瞬间即可传送至世界各地的用户手中。它以更低的成本和空前的方式将卖家与买家连接了起来，让成熟企业能够实现管理架构的扁平化，让初创企业能够藉由拉低市场准入门槛而繁茂生长。
简而言之，虽然与一切新发明一样，互联网也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它往往能提升经营效率——降低成本，覆盖更多地区的更多客户，用更少的资本或劳动力带来更多的产出。
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生产率提升一向是至高法门，是在不引发通货膨胀情况下提升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最佳方式。二战之后，大约在上世界50、60年代期间，美国经济格外高效，孕育出了每年2-3%的生产率增速。虽然经济也面临了常见的周期性起伏，但工资涨势喜人，就业岗位充足，通货膨胀也维持在较低水平。但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生产率增长突然失速，滑落至每年约1%的水平。经济学家就此提出了各种原因，从越南战争到油价高企，不一而足，但大家都一致认同，如此低的生产率增速不是好事。
互联网似乎有望扭转这一势头，从直觉上看，这一判断也合乎情理。然而，一直到90年代后期，相关数字依然不见起色——让人想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诺贝尔获奖人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的著名打趣：“计算机时代的踪影无处不在，唯独未体现在生产率统计数字上”。在这段时期，《商业周刊》的经济学编辑、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迈克?曼德尔(MikeMandel)开始就科技变革所驱动的“新经济”发表一系列文章。
他写道，从效果上看，商业周期已经不再由诸如汽车、房产、钢铁和化工等传统产业主导，而开始由数字科技主导。而鉴于这些新科技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因此迈克认为，生产率的增长也是实实在在的。为何这一点如此重要呢？因为更高的生产率增长能推动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且不会触发通货膨胀上扬。而更快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更高的工资和更丰厚的企业利润。迈克在他早期的一篇封面报道中详细阐述了所有这些内容，文章标题为《新商业周期》，刊发于年3月31日的《商业周刊》上。
《商业周刊》为“新经济”背书如果我还有所疑虑的话，很快也就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的有力观点驱散一空。
基于自身的数据分析以及与各行各业商业领袖们的对话，格林斯潘相信，生产率的确处于上升势头，虽然美联储的研究人员并未给出多少量化依据。格林斯潘经常与编辑或记者个人，包括《商业周刊》的人员，开展一些不记录在案的会面，以便在私人层面传播他的观点。他私底下一向开门见山，也很直白，不像发表讲话或国会作证时那么打官腔。我每年会去见他几次，通常和我们驻华盛顿的美联储记者一起，而每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我的座位也常常和他挨着。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比较认可他的观点——《商业周刊》似乎成为了他传达有关生产率提升及其重要性讯息时的首选管道。
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
经过一些试探后，格林斯潘答应了为一篇封面报道接受几次访问，前提是不可直接引述他的话（也不能如有人建议的，拍摄他打网球时的照片）。这篇报道刊发于年6月14日，标题为《艾伦?格林斯潘的勇敢新世界：美联储主席眼中的新经济》，由我们驻华盛顿的美联储记者迪恩?福斯特(DeanFoust)撰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格林斯潘被烙下了新经济主义者的印记，至少在不记录在案的情况下，《商业周刊》则坚定地站在了他的阵营中，而且基本是记录在案的。克林顿总统也站在了这一边，在关于这篇报道的采访中，他告诉《商业周刊》的记者：“我基本上相信，我们应该可以在不引发通胀的前提下，实现比之前所认为的更可持续、更高的增长。”
很快，批评接踵而至。有些批评很中肯：这个情况确实无法证实，因为相关依据基本都不成系统。另一些批评则有些恶毒，指责我们为一个无限增长的“新典范”背书，或是我们宣布了商业周期的终结，屈服于一种“这次不同”的思维方式。为此，我在20年的编辑任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决定亲自撰写一篇主要文章。该文以署名评论的形式发表在了年11月17日的《商业周刊》上，题为《新经济究竟是什么》。
开篇，我首先对准了一些不堪一击的论点。我引述了《经济学人》的可敬的同仁们的话，他们说美国的新思维“近乎哗众取宠”，并指控我们这些新思维者说过“旧的经济规律已经作废，美国股市因而能以当前的步伐永无止境地上涨下去”。胡说八道，我写道，“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说过这样的话。经济规律虽然完好无损，但交易方式可能已经转变。”同样，我也瞄准了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J.Samuelson)，他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专栏常常一针见血，他对新经济抨击称：“我们没有造出永续的经济乐园”。我回应道：“当然没有。谁说过这话？”
最终，经济数据终于与格林斯潘、曼德尔等人感知到的基本事实吻合了起来。生产率的增速的确比之前的记录更高，并且在随后数年里延续了这一势头。因而经济增速的上限（不过热的前提下）也要比之前认为的更高，这就促成了克林顿时代低通胀的经济繁荣。
西北大学一位生产率专家罗伯特?艾斯纳(RobertEisner)曾称赞《商业周刊》走在了生产率趋势的前沿。而早前持怀疑态度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年10月19日给曼德尔的邮件中说：“……关于新经济，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时至今日，生产率的增速依然强劲，在-年间，生产率增长了约20%，相比之下，德国的生产率只取得了微弱增长。总体上看，生产率的提升在近年来贡献了全部经济成长的80%，而在70年代，这一数字仅为35%。
这样的荣景也大大滋润了《商业周刊》等商业出版物。年，商周上共刊载了页广告，创下近四十年的新高，营业利润达到一亿美金。我请示母公司的CEO特里?麦格劳(TerryMcGraw)，是否可以给普通员工发放两周工资的奖金，他很爽快地点头同意。这的的确确是一段“历史假期”。
遗憾没做封面《科技股中的泡沫》不过，虽然我们对主体方向的判断无误，但我们未能就科技股中正在形成的泡沫发出必要的警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华尔街刮起了一阵.石家庄能够治好白癜风的医院哪家医院治白癜风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