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两个模式”的出现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影响全国
年的5月4日开始实行夏令时,时间往回拨一小时,仿佛这天变成了25小时,后来夏令时没实行几年就不再搞了,但当时仿佛中国注入了有一种只争朝夕的干劲。这年的3月26日,从山西大寨走出来的农民、曾做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睡梦中去世。大寨,这个文革前全国农业的学习典型,几乎无人再提及,陈永贵的离去,使人们还能回想起“三战狼窝掌”的故事,眼前还能浮现大寨梯田的画面,但这时的中国,“农业学大寨”早已成为“左”的标签,成香饽饽的是乡镇企业。到年年底,全国各级物资部门已建立了个物资贸易中心,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同时各区域性的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专业批发、零售市场更是雨后春笋。年商业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主要表现在对国营小型商业企业的改革上,全年共有家国营小型商业企业实行了“改、转、租、售”。商业企业应该说是民间资本最早以低成本进入的领域,从而一批私营企业产生。年1月7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互相拆借,其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议定。到7月,广州、重庆、武汉、沈阳、常州5个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组建了11个城市各家银行参加的全国第一个跨省区资金融通网络。这一年,全国共融通资金亿元左右。建立和发展资金拆借市场,是这年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不能不说给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通道”,虽然当时没有把这种拆借指定给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但拆借的本身,已使资金活了起来。除此之外,票据贴现市场、有价证券市场,也初步在一些中心城市建立起来。这都无形中使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找到“可乘之机”。这一年年底,中国市场出现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并存的局面,国家定价的比重进一步缩小,指导价和市场物价比重则进一步扩大。价格双轨制如“洪水猛兽”,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所形成的经济系统,利益的驱动,倒爷的猖獗,官商的勾结,致使到年“官倒”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致命伤。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10项规定,坚决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这是继两年前,年12月,中央明令禁止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办企业之后,再次作出的更为严厉的规定。这10项规定,意在把这个问题作为端正党风的重要方面来加以解决。年,最春风得意的当属一批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的厂长们。从几年前社队企业的隐蔽状态,到偷偷摸摸去国有企业挖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把国有企业闲置下来的设备,以低价格弄到农村,再进行新的改造,以集资、入股等办法,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换来地方政府在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扶持,体制上的“真空地带”,廉价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使乡镇企业快速崛起,由此而来,乡镇企业走向全面公开化的发展阶段。到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达到万家,劳动力近万,向国家交纳税金亿元,实现总产值3亿元,占全国总值的20%。从整个经济层面上来看,乡镇企业是一枝独秀。从乡镇企业走出来的一批农民企业家大都产生在这一时期,如史来贺、鲁冠球、吴仁宝、禹作敏、徐传化、周耀庭等。河南新乡市刘庄史来贺。浙江萧山鲁冠球。江阴的吴仁宝。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浙江萧山许传化。江苏红豆周耀庭。
上面这几位闻名全国的乡镇企业家，而今健在的还有许传化和周耀庭，想当年他们是何等的叱咤风云。
中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这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工厂建在农村,没有任何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原材料的供应,没有专业的技术,没有熟练工人,没有销售渠道,就是这些常年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靠着农民的鲁莽和狡猾,踩着政策的边缘,实现了所有的不可能。当他们从隐蔽走向公开发展时,已势不可挡。但体制上所呈现的优势,已让所有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都有同感。这一年,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和个体私人经济的“温州模式”已在中国大地迅速地传播开来。从这“两个模式”中,后来发展成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民营大企业和大公司。“苏南模式”实质是传统集体经济模式。“苏南模式”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年年初在江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费孝通提出,苏南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在看来已经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了。“苏南模式”的萌芽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在年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全国各地在集体副业的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是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的社队企业逐步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明确支持社队企业发展,这使得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从此走上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它们主要是利用苏南地区原有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抓住了市场的种种空隙,迅速壮大起来。到年,这些企业已经在江苏省的农业总产值中占到了45%的比例。到重新定名为乡镇企业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到年,乡镇企业这一部分农村工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的比例。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农村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苏南地区有两个创造,一个创造是发展了乡镇企业,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乡镇工业,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转移到城里去,而是把工业在农村就地发展,开创了农村工业新局面。第二个创造是在所有制上创造了非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也就是国营企业这样的苏联模式上,苏南地区搞了一块非国有经济,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大创造。苏南乡镇企业这个贡献功不可没。苏南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村级经济或是说乡镇企业,现在看来就是西方经济学者通常所说的“社区政府公司主义”。苏南的村级经济有两个特点:其一,一个人、一个厂、一个村的故事连在一起,由此而成长的村庄公司,也称为“庄主经济”。这个庄主通常都是“老支书”,是村里的“头号能人”,或者说是比较纯粹的企业家;其二,这种“庄主经济”的特点是“级别最大,权力最大”,“所有制层次低”,企业也基本属于合伙经营或家族经营,这实际上使这类企业获得了某种体制外的优势。早在计划经济时期,“鱼米之乡”的苏南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国有科研所和国有企业的人才都被单位锁在笼子里,苏、锡、常地区占尽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苏南模式”的演化有明显的阶段性。~年属于萌芽阶段,农村工业星星点点、断断续续、时隐时现,这时的“社队企业”是后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前身或基础;~年为全面发展阶段,由于国家轻重工业比例调整及其严重的短缺经济,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乡企在基层政府的推动下,经济规模呈现粗放式的快速增长;~年为快速扩张时期,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受到政策的鼓励,抓住了大发展的机遇,但转轨期间流通秩序紊乱;~年年底,乡镇企业普遍进入徘徊和受压抑的困难阶段,治理整顿,关停并转,政府收缩,这时能生存并得到发展的企业一般都是在内部管理和技术改造方面过了关的企业;~年年底,乡镇企业受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带动,又跃上新台阶,“三外”总量大大增加,大企业呈现出集团化趋势。华西村的吴仁宝，可以说是中国乡镇企业的活化石，他28岁就担任江阴华西村书记，村支书一干就是48年，然后他把这个职位给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就是从村办企业做起，到年，华西村股票上市。年，吴仁宝父子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而年以来，华西村麻烦不断。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两个模式非常
